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龚建川时代甚至更早的郑开叶时代的无限怀念，那时，他是花都市委的“陈大秘”，是连接书记与各方的枢纽，一个电话，可以让区县领导紧张半天；一句暗示，可能决定某个项目的命运，那些局长、区长们，哪个见了他不是客客气气，甚至带着几分讨好？酒桌上，他是绝对的焦点，敬酒的人排着队，言辞恳切，姿态谦卑，那种一言九鼎、被人需要、处于信息权力顶点的感觉，如同最醇的美酒，让人沉醉。
他甚至怀念起郑开叶的严厉，郑开叶要求高，有时材料不满意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但那种批评是出于公心，是对事不对人，批评之后是耐心的指导，郑开叶也从不允许他们这些身边人打着他的旗号办事，更严禁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那时虽然辛苦，但心里踏实，目标明确，知道路该怎么走，郑开叶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指引方向，也遮蔽风雨。
而龚建川，虽然不如郑开叶那般威严，但对他也是信任有加，很多事放手让他去协调处理，让他的权力感和成就感达到了顶峰，可现在……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陈旭猛地睁开眼，窗外已是典型的县城景象，街道略显杂乱，车辆行人也带着一种慢节奏的慵懒，苍云县，到了，他深吸一口气，努力挺直腰板，试图找回一些往日的气场，但心底的那份虚空和不安，却无论如何也填不满。
苍云县政府大院，远比花都市委大院陈旧、局促。陈旭的办公室在县政府办公楼的三楼，面积尚可，但装修简陋，带着一股陈年的气息，欢迎他的见面会开得简短而程式化。
县委书记赵大林，一个面色黝黑、看起来颇为精明的本地干部，说了几句“热烈欢迎陈县长来苍云指导工作”的客套话，县长卢峰，则显得更为务实些，简单介绍了苍云县的情况，并安排了陈旭分管城建、交通、环保等工作。
陈旭能明显感觉到，赵大林和卢峰对他这个“空降兵”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们的眼神里有审视，有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其他副县长和各部门负责人，态度则更加微妙，有的表面热情，但言语间透着敷衍；有的则明显冷淡，似乎并不把他这个新来的副县长太当回事。
第一次参加县政府常务会议，陈旭就感受到了强烈的“水土不服”，会议讨论的是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缺口很大，各位副县长和部门领导发言，要么强调困难，要么互相推诿，效率低下，陈旭听着，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焦躁和不屑，他在花都市委，何曾见过这种层面的问题需要如此反复讨论？郑书记或龚书记在时，这种小事，往往几句话就定下基调，下面的人只管执行就好。
他忍不住打断了某位副县长的冗长发言，拿出了在市委办养成的那种干脆利落的语气：“王县长，困难大家都有，但关键是拿出解决方案，资金缺口，能不能从城建配套费里挤一部分？或者向上级争取一些专项资金？总要有个思路，不能总是在这里强调困难。”
他自以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没想到会场瞬间安静下来，几位本地常委副县长交换了一下眼神，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王副县长愣了一下，随即有些不悦地说：“陈县长刚来，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苍云财政困难是出了名的，城建配套费就那么点，各个地方都盯着。向上争取？报告打了不少，能批下来的凤毛麟角，不是我们不想解决，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县委书记赵大林打了个圆场：“陈县长思路活跃，是好事，不过基层工作有基层的实际困难，慢慢来，熟悉了就好。”
这话听起来是解围，但在陈旭听来，更像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否定，他感到一种被轻视的羞辱，他可是从花都市委来的！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些坐井观天的“土包子”，居然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
接下来的工作开展，更是举步维艰，他分管的城建、交通领域，看似有权力，但实际运作起来，处处受到掣肘，他提出要规范招投标程序，防止围标串标，下面的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阳奉阴违，各种“特殊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层出不穷，他想推动一条断头路的打通，涉及征地拆迁，阻力大得超乎想象，本地干部们表面服从，背后却各自打着小算盘，或者干脆出工不出力。
更让他恼火的是，他发现自己这个副县长的“话语权”，远不如在花都当秘书时，很多重要决策，县委书记赵大林和县长卢峰似乎早有默契，开会更多是走个形式，他提出的意见，常常被以“考虑不周”、“不符合苍云实际”等理由搁置，他仿佛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
那种巨大的落差感，日夜煎熬着陈旭。
在花都，他是规则的参与制定者甚至影响者，在这里，他连游戏的边都摸不到，像个局外人，他开始失眠，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在办公室，对秘书、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局长们，稍有不顺就厉声呵斥，拍桌子成了家常便饭，他试图用这种强势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和恐惧，试图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结果却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敬而远之，背后议论他“架子大”、“脾气臭”、“不愧是市里来的，就是不一样”。
内心的苦闷和工作的挫败，让陈旭急需寻找宣泄的出口和存在的证明，他开始接受一些本地商人的宴请，起初，他还保持着警惕，只是吃吃饭，聊聊天，对于对方递上的烟酒、购物卡等，还能坚决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