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煜昌的这种风格，确实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执行力”，一些过去需要层层审批、旷日持久的事项，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得以快速通过，项目前期的一些基建工作得以加速，这也让一些渴望政绩、习惯于服从强力的干部感到振奋，觉得朱主任“有魄力”、“能干事”。
然而，郑开叶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深知，如此重大的战略性工程，绝非简单的速度竞赛，技术的成熟度、产业链的协同、长期的安全可靠，才是根本，朱煜昌的“快”，有时建立在压缩必要程序、忽视潜在风险的基础之上。
在一次关于核心材料供应商确定的会议上，朱煜昌倾向于选择一家报价较低、承诺交货期极短但技术积累相对薄弱的国内企业b。
“这家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积极性很高，愿意全力配合我们，价格也有优势，可以为我们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和资金。”朱煜昌的秘书将一份精心准备的推荐材料分发给与会者，“而且，支持新兴企业，也符合我们培育国内产业链的初衷嘛。”
郑开叶仔细翻阅了材料，眉头微蹙。他注意到材料中对企业b的技术专利来源、关键工艺稳定性的描述较为模糊，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张皓院士，只见张院士微微摇头。
“煜昌主任，”郑开叶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支持国内企业是对的，但核心材料事关电池的根本性能和长期可靠性，尤其是固态电解质的量产一致性，是行业公认的难题，企业b的诚意可嘉，但其技术是否经过足够验证？我们是否应该更审慎地评估其技术路线和品控能力？我建议，还是优先考虑技术储备更扎实、有大规模量产经验的企业A，虽然价格稍高，交货期也长一点，但基础更牢靠，风险更小。”
朱煜昌笑了笑，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开叶书记的谨慎我理解，不过，企业A的背景我也了解，是传统的国企作风，效率偏低，创新动力不足，我们要打造的可是面向未来的创新高地，不能总被过去的思维束缚，企业b虽然年轻，但更有冲劲，更愿意配合我们的超常规速度，至于技术风险，我们可以通过加强驻厂监造、提高检测标准来控制嘛，我觉得，可以给年轻企业一个机会，这也体现了我们领导小组的胆识和魄力。”
“这不是胆识的问题，是科学和风险的问题。”郑开叶毫不退让，“固态电池技术我们好不容易领先，绝不能因为基础材料的不稳定而功亏一篑，企业A或许有国企的通病，但其技术底蕴和品控体系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我们可以督促其提高效率，但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降低技术门槛。我坚持认为，核心材料供应商，必须选择最可靠的，而不是最快的。”
两人的观点截然相反，会议陷入了僵局，其他与会成员屏息凝神，不敢轻易表态。
朱煜昌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开叶书记，项目的总体推进是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的，效率和时间节点是当前的首要考量，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企业b，如果实在不行，再换也来得及，毕竟我们有多手准备。”
他这话，已经带上了几分强调自身权限的味道。
郑开叶目光沉静，他知道不能硬顶，转而采取另一种策略：“既然煜昌主任坚持，那我建议，是否可以增加一个附加条件？要求企业b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供其产品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全面性能和安全测试报告，并且测试标准要由我们的技术专家组来制定，达到标准，我们才正式签约并支付预付款，同时，我们必须启动和企业A的备份谈判，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既给了新企业机会，也控制了风险，您看如何？”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既没有完全否定朱煜昌的意见，又通过设置极高的技术门槛和备份方案，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实际上大概率还是会导向技术更可靠的企业A。
朱煜昌眯了眯眼，显然看穿了郑开叶的意图，但郑开叶的理由冠冕堂皇，无可指摘，他沉吟片刻，终究不好在这么多人面前完全无视技术风险，只得点点头：“好吧，就按开叶书记的意见办，加上这个附加条件。”
最终，企业b未能按时拿出符合苛刻标准的测试报告，核心材料的供应合同还是落在了企业A身上，此事虽以郑开叶的胜利告终，但他也清晰地感受到，朱煜昌推进其意志的决心有多么强烈，两人之间的理念差异和权力摩擦几乎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
类似的较量在土地出让、配套政策、甚至宣传口径上不断发生，朱煜昌善于运用宏观政策和上层资源造势，经常能拿出一些来自部委的“尚方宝剑”或首长的“指示精神”来推进他的想法。
而郑开叶则牢牢扎根于技术本身、地方实践和长远规划，常常以“技术可行性”、“地方实际”和“可持续性”来制衡朱煜昌过于激进的方案。
魏元作为两人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和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常常感到如履薄冰，他必须精准地领会郑开叶的真实意图，又要巧妙地应对朱煜昌提出的各种要求，有时不得不采取“拖”字诀或者“请示汇报”的方式来缓冲矛盾。
朱煜昌也曾几次试图拉拢魏元，或明或暗地许以好处，但魏元始终牢记自己的身份和郑开叶的知遇之恩，保持距离，只做事，不站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确保项目平稳推进上。
然而，在这激烈的表象之下，魏元，以及一些敏锐的观察者，也偶尔能窥见朱煜昌那被宏大抱负和家族期望所层层包裹的初心。
一次，项目组前往视察一个需要为电池基地配套而整体搬迁的村庄，朱煜昌在现场听取汇报时，对拆迁补偿标准和安置房建设进度问得极其仔细，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地追问每个数字的核算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