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秋，洛阳“伊川书院”的银杏树下，落叶铺成金色的地毯，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桂花香。数十名身着儒衫的学子围坐在石桌旁，听一位白发老者讲解《论语》，时而有人举手提问，时而传来阵阵讨论声——这幅平和的学术景象，让年过九旬的赵烈拄着拐杖，在孙子赵仲的搀扶下驻足良久，手里的《五代儒学考》手稿，纸页边缘已被岁月磨出毛边，却仍清晰记录着五代儒学的凋零。
“祖父，那位讲学的先生是谁？”赵仲指着石桌旁的老者，小声问道。他在洛阳见过不少书院先生，却从未见过有人能将《论语》讲得如此引人入胜，连路过的农夫都忍不住停下脚步，站在树旁听热闹。
赵烈缓缓眯起眼，认出那老者是近年来在洛阳声名渐起的学者胡瑗。他曾在汴梁听过胡瑗讲学，知道此人主张“以义理解经”，而非五代时盛行的“章句之学”，是宋初儒学革新的代表人物。“那是胡安定先生（胡瑗世称“安定先生”）。”赵烈的声音带着感慨，“老夫年轻时，见五代的儒生只会死记硬背‘子曰诗云’，却连‘修身治国’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如今胡先生讲儒学，能联系天下大事，能教学子如何做人做事，这才是儒学该有的样子。”
两人刚走近，就听到胡瑗正讲解“为政以德”：“诸位可知，‘德’非仅个人品行，更关乎治国之道？五代之时，朱温弑唐、石敬瑭割燕云，皆因失德；我大宋一统，太祖杯酒释兵权、太宗抚流民，皆因守德。故‘为政以德’，是要君主以仁待民，臣子以忠报国，学子以孝立身——这才是《论语》的真义，而非只在纸面上寻章摘句。”
学子们纷纷点头，一个来自蜀地的年轻学子起身问道：“先生，五代战乱五十三年，百姓苦不堪言，如今虽太平，却仍有西北党项作乱、燕云未复，我等学子当如何以‘德’报国？”
胡瑗放下手中的《论语》，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赵烈身上，笑着说：“这位老丈亲历五代，或许比老夫更有发言权。不如请老丈为诸位讲讲，五代的儒生，是如何在乱世中自处的？”
赵烈愣了一下，随即走到石桌旁，轻轻抚摸着手稿：“老夫年轻时，在晋阳见过一位老儒，姓周，曾是晚唐的进士。后晋天福年间，契丹‘打草谷’，周老儒抱着一箱经书躲进地窖，饿了三天，宁肯吃树皮，也不肯让经书被契丹兵烧毁。他说‘儒学不死，中原不亡’，可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契丹兵抢走了他的儿子，他只能对着经书哭。”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五代的儒生，不是不想报国，是没机会。后梁时，朱温杀儒生；后唐时，李存勖宠伶人，儒生只能做小官；后汉时，刘承佑苛政，儒生连俸禄都拿不到。如今大宋太平，胡先生能在书院讲学，你们能安心读书，这是天大的福气。至于如何报国，老夫以为，先学好‘义理’，明白什么是‘仁’‘忠’‘孝’，将来做官也好、为民也好，都能守住本心，不做五代时的乱臣贼子，就是报国。”
学子们听得入了迷，胡瑗也点头赞叹：“老丈说得好！‘义理’是儒学的根，五代儒学衰落，就是因为丢了这根，只讲章句，不讲本心。如今咱们讲儒学，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先明白道理，再践行道理，这才是儒学的新出路。”
午后，胡瑗邀请赵烈去书院的“藏书楼”小坐。藏书楼里摆满了各类典籍，既有雕版印刷的“九经”，也有活字印刷的新着，甚至还有几卷五代时流传下来的手抄本。胡瑗从书架上取出一卷《周子通书》，递给赵烈：“这是周茂叔（周敦颐）先生的新作，他主张‘无极而太极’，将儒学与天道结合，虽深奥，却为儒学开辟了新方向。老丈不妨看看，或许能想起五代时的儒学旧事。”
赵烈接过书卷，翻开首页，“无极而太极”四个字映入眼帘。他想起后唐天成年间，在洛阳见过的道士讲“天道”，那时儒学与道学泾渭分明，如今周敦颐却能将两者融合，让儒学多了几分哲学深度，不禁感叹：“五代时，儒、释、道各立门户，互相排挤；如今能将道学的‘天道’融入儒学，让儒学更有说服力，这是真进步。”
“是啊！”胡瑗泡了一壶热茶，递给赵烈，“五代战乱，百姓流离，不仅丢了典籍，还丢了信仰。如今咱们讲理学，就是要给百姓一个‘安身立命’的道理——君主守天道，臣子守忠义，百姓守孝悌，这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不再重蹈五代覆辙。”他指着窗外的学子，“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不仅学经书，还学算术、学兵法，将来既能做文官，也能懂军事，不会像五代时的儒生那样，只会纸上谈兵。”
赵烈想起雍熙北伐时，大宋文官不懂军事，导致曹彬冒进失利，心里满是认同：“胡先生考虑得长远。五代时，文官不懂军事，武将不懂儒学，才会频繁叛乱。如今学子既学儒学，又学实用之术，将来不管做什么，都能兼顾‘义理’与‘实务’，这才是大宋需要的人才。”
正说着，一个中年学者走进藏书楼，手里捧着一卷《春秋尊王发微》。他是孙复，与胡瑗齐名，主张“尊王攘夷”，也是宋初理学的重要人物。“胡兄，这位老丈是？”孙复看到赵烈，好奇地问道。
“这位是赵烈老丈，亲历五代，见多识广。”胡瑗介绍道，“赵老丈刚给学子们讲了五代儒生的困境，很有见地。”
孙复连忙拱手行礼：“久仰赵老丈大名！晚辈正在写《春秋尊王发微》，就是要借《春秋》强调‘尊王’，反对五代时的‘以下犯上’。您看这一章，讲‘孔子贬诸侯’，就是要告诫世人，不管是君主还是臣子，都要守本分，不能像朱温、李从珂那样，随便叛乱。”
赵烈接过《春秋尊王发微》，翻到“贬诸侯”章节，只见孙复写道：“五代之乱，源于‘王纲失序’，诸侯叛天子，将领叛君主，故需以《春秋》‘尊王’之旨，正君臣名分，定天下秩序。”他忍不住点头：“说得好！五代时，老夫见惯了‘臣弑君’‘将叛帅’，就是因为‘王纲’丢了。如今强调‘尊王’，不是要君主专制，是要守住‘君臣大义’，让天下有秩序，这才是治乱的根本。”
孙复眼睛一亮，连忙问道：“老丈觉得，‘尊王’与‘攘夷’该如何结合？如今燕云仍在契丹手中，西北党项作乱，咱们该如何‘攘夷’？”
“‘攘夷’先‘自强’。”赵烈放下书卷，语气坚定，“五代时，后唐李存勖、后周柴荣都想‘攘夷’，却因国力不足、内部不稳，最终失败。如今大宋要‘攘夷’，先得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学子学好本领，让军队有战斗力，等国力强了，再谈收复燕云、平定西北。若是像五代时那样，连内部都不稳，‘攘夷’就是空谈。”
孙复与胡瑗对视一眼，都露出赞同的神色。胡瑗感慨道：“老丈的话，比多少典籍都管用。咱们讲理学，就是要让‘自强’的道理深入人心，让君主知道‘民为邦本’，让臣子知道‘忠君报国’，让学子知道‘修身自强’，这样大宋才能真正强大，不再受五代之苦。”
傍晚时分，赵烈准备离开书院。学子们得知他要走，纷纷围上来，有的请教五代历史，有的询问治学之道，还有的请他在书页上题字。赵烈一一回应，在一个学子的《论语》扉页上写下：“乱世守经，治世明道——五代之鉴，宋初之幸。”
回到住处后，赵烈挑灯整理《五代秘史·宋初篇》，在“理学萌芽”章节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胡瑗、孙复、周敦颐等儒士兴理学，以‘义理解经’，融儒道之学，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尊王攘夷’，实为儒学之新变，亦为五代儒学衰落之救赎。五代之时，儒学困于章句，失于义理，儒生或死于战乱，或屈于暴政，难施抱负；宋初理学兴，破章句之束缚，立义理之根基，将儒学与治国、修身、攘夷结合，使儒学重获生命力。此非偶然，乃宋初和平稳定之果——五代战乱，典籍散佚，学者难安；宋初治世，书院林立，学者可潜心钻研，故能有理学之萌芽。理学之价值，非仅在学术，更在‘救时’：它为大宋提供了‘安内自强’的理论根基，为学子指明了‘修身报国’的方向，为后世‘重文轻武’的国策注入了‘务实’的内核。然理学亦需警惕：若流于空谈义理，忽视实务，恐重蹈五代‘纸上谈兵’之覆辙，望后世学者谨记‘知行合一’，勿让理学成为无用之学。”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胡瑗赠送的《周子通书》、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理学萌芽”四个字，也照亮了一个老人对儒学复兴的欣慰。他想起白天在书院见到的学子，想起胡瑗、孙复的执着，想起五代儒生的苦难，突然觉得，理学的萌芽，不仅是儒学的新生，更是大宋治世的精神支柱——有了这股“义理”之力，大宋或许能摆脱五代的阴影，走向真正的长治久安。
赵仲走进书房，手里拿着刚抄好的《论语》注解：“祖父，俺按胡先生讲的‘义理’，给《论语》做了注解，您看看对不对？”
赵烈接过注解，翻开一看，只见赵仲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旁写道：“五代时，朱温施虐于唐臣，契丹施‘打草谷’于百姓，皆因‘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如今大宋治世，当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待民、待邻，方能长治久安。”
赵烈笑着点头，摸了摸孙子的头：“说得好！你能把五代的教训与儒学的义理结合，就是真懂了胡先生的讲学。记住，理学不是死的学问，是活的道理，要用到做人、做事、治国上，才不算白学。”
此时的伊川书院，胡瑗仍在灯下修改讲学稿，他要将赵烈讲的五代旧事融入《论语》讲解，让学子们更懂“义理”的珍贵；孙复则在整理《春秋尊王发微》，准备补充“自强”的章节，强调国力对“攘夷”的重要性；年轻的学子们围坐在油灯旁，讨论着白天的所学，有人立志做清官，有人想从军收复燕云，有人愿做学者传承理学——一场围绕“理学”的精神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不仅弥补了五代儒学的断层，更为大宋注入了持久的文化生命力，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始于一群心怀“救时”之志的儒士，在洛阳的书院里，用一卷经书、一腔热血，点亮的那簇“义理”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