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开平四年（910年）秋，钱塘江的大潮格外汹涌。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泥沙，一次次冲击着杭州城外的海塘，塘堤上的夯土被冲得剥落，几处缺口已能看到内侧的农田——若再任由潮水侵蚀，不出三日，杭州城郊的数千亩粮田就会被淹没，数万百姓将无家可归。
“都给俺加把劲！把木桩再打深三尺！”一个穿着铠甲的中年汉子站在塘堤上，声如洪钟，雨水顺着他的发髻往下淌，却丝毫没影响他的指挥。他正是吴越王钱镠，刚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赶回杭州，连朝服都没换，就带着士兵和百姓抢修海塘。
负责打桩的老工匠周阿公，手里的夯锤抡得飞起，嘴里却忍不住念叨：“大王，这土堤挡不住大潮啊！往年修了好几次，一到汛期就垮，俺们这力气，怕是白费了。”
钱镠走到周阿公身边，接过夯锤，亲自打了三下，桩子稳稳地陷进地里。“周阿公，这次不一样。”他指着身后的木车，上面装着装满石块的竹笼，“朕让人编了竹笼，里面塞满大石块，再用木桩固定，这样既能挡住潮水，又能让泥沙淤积，慢慢加固堤岸。这法子，朕琢磨了半年，定能管用。”
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石囤木桩法”——用竹篾编织成大笼，内填重达数十斤的石块，层层叠放在塘堤外侧，再用松木打桩固定，形成坚固的防波堤。赵烈后来在整理吴越史料时，曾找到当年参与修塘的周阿公后人留下的《筑塘记》，里面详细记载了此法的效果：“开平四年秋，钱王用石囤木桩法修塘，大潮过后，堤岸无损。次年春，塘内淤积泥沙，竟高出原堤三尺，百姓皆称‘钱王神策’。”
抢修海塘的日子里，钱镠吃住都在塘堤上。白天，他和百姓一起打桩、填石；夜里，他就坐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对着《吴越水利图》研究后续工程，有时还会亲自巡视堤岸，查看有无渗漏。一次，深夜突降暴雨，钱镠披着蓑衣冒雨巡查，发现一处竹笼松动，立刻召集士兵加固，直到天亮才歇息。百姓们见大王如此拼命，也都干劲十足，原本预计十日完工的工程，七日便顺利完成。
海塘修好的那年冬天，杭州迎来了丰收。钱塘江沿岸的农田，不仅没被潮水淹没，反而因塘内淤积的泥沙变得更加肥沃，一亩地的粮产量比往年翻了一倍。农户们牵着牛羊、捧着新米，来到杭州王府，想献给钱镠，却被他婉拒：“这是百姓们自己的功劳，朕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这些粮食，你们留着过冬，明年多种些粮，比什么都好。”
赵烈在《五代秘史·吴越篇》中，引用了吴越户部的《农桑册》数据：“钱镠治吴越期间，共修海塘百余里，疏浚河渠数十条，吴越粮产量从每亩三石增至五石，百姓温饱无虞。对比同期闽国的粮荒、杨吴的战乱，吴越堪称‘东南乐土’。”
除了修海塘，钱镠对西湖的疏浚也格外上心。杭州西湖因年久失修，湖面被淤泥和杂草堵塞，灌溉面积从盛唐时的千顷缩减到不足三百顷。乾化二年（912年），钱镠任命都水使傅仁恭主持疏浚工程，不仅清除了湖底的淤泥，还在湖中修筑了“三塔”（今三潭印月前身），作为测量水位的标志，规定“西湖水位不得低于塔基，以防干旱”。
负责西湖灌溉的农户沈阿婆，家里有五亩田，往年全靠天吃饭，遇到干旱就颗粒无收。西湖疏浚后，她的田能直接引湖水灌溉，每年都能稳定收获。她在给子孙讲述往事时，曾这样说：“钱王修了西湖，俺家的田就再也没旱过。每年插秧时，看着湖水顺着渠道流进田里，俺就想起钱王站在湖边指挥的模样，心里踏实。”
钱镠的治国理念，核心是“保境安民，善事中国”。他深知吴越地狭人稠，又地处东南沿海，若卷入中原战乱，百姓必将遭殃。因此，无论中原是后梁、后唐还是后晋，钱镠都始终保持臣服，每年派遣使者入朝纳贡，从不参与割据政权间的争斗。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钱镠派儿子钱元瓘入朝，献上金银、丝绸、茶叶等贡品，李存勖大喜，封钱镠为“吴越国王”，承认其割据地位。
对于境内的百姓，钱镠则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他废除了晚唐以来的“苛捐杂税三十余项”，规定“每亩田每年仅缴粟米二斗，桑麻地免缴赋税”；还设立“义仓”，储存粮食，以备荒年；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也给予扶持，杭州的织锦坊、越州的瓷器窑、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造船业，都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
明州的船商张万春，就是政策的受益者。他原本只是个小商贩，靠贩卖海鲜为生，钱镠减免商税后，他凑钱造了一艘大船，开始从事海上贸易，将吴越的瓷器、丝绸运往高丽、日本，再运回香料、药材。短短几年，张万春就成了明州的富商，还带动了当地数十人从事海外贸易。他在《航海记》中写道：“钱王减商税、护商旅，俺们才能安心出海。如今明州港的商船，比盛唐时还多，这都是钱王的功劳。”
钱镠还格外重视文化教育。他在杭州、越州等地设立“州学”“县学”，聘请名士讲学，还下令“凡吴越子弟，无论出身，皆可入学”。当时的杭州州学，不仅有吴越本地的学生，还有来自闽国、杨吴的流民子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赵烈在整理吴越《科举录》时发现，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到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吴越共有五十余人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治理地方的能臣。
然而，钱镠的治理并非毫无挑战。吴越的北面是强大的杨吴（后为南唐），南面是闽国，时常面临被夹击的风险。为了保护国土，钱镠组建了一支精锐的水军，船只皆为明州制造的“海鹘船”，船体两侧装有浮板，稳定性极强，还配备了床弩和火油，战斗力远超周边政权的水军。后梁贞明五年（919年），杨吴派大将彭彦章率军五万进攻吴越，钱镠派儿子钱元瓘率军迎击，在狼山江（今江苏南通附近）大败吴军，斩杀彭彦章，从此杨吴再也不敢轻易进攻吴越。
赵烈在研究狼山江之战时，曾绘制过作战地图，标注出钱镠水军的战术优势：“吴越海鹘船稳定性强，可在风浪中作战；床弩射程达五十步，能击穿吴军船只；火油更是吴军克星。此战不仅保卫了吴越，更奠定了吴越在东南沿海的霸主地位。”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钱镠病重。他躺在杭州王府的病榻上，召来儿子钱元瓘和大臣们，留下《武肃王遗训》，其中写道：“吾治吴越四十余年，唯以‘保境安民’为要。汝等继位后，切记勿轻启战端，勿苛待百姓；若中原一统，当举国归附，勿为一己之私，让百姓受苦。”
这年三月，钱镠病逝，享年八十一岁。他死后，钱元瓘继位，严格遵循父亲的遗训，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吴越的富庶与安稳，又延续了数十年。
多年后，赵烈在洛阳见到了钱镠的孙子钱俶（吴越最后一位国王），彼时钱俶已决定纳土归宋，正准备前往汴梁。钱俶将钱镠的《武肃王遗训》手抄本交给赵烈，感慨道：“祖父当年修水利、保百姓，就是为了让吴越长治久安。如今大宋一统在即，若能以吴越之地换百姓安稳，祖父在天有灵，也会同意的。”
赵烈接过手抄本，指尖拂过上面“保境安民”四个字，想起钱镠在钱塘江畔打桩的身影，想起吴越百姓丰收时的笑脸，在《五代秘史》的批注中写道：“五代乱世，帝王多以杀戮立威，以扩张为能，唯钱镠以水利养民，以安稳立国。他虽未一统天下，却让吴越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四十余年，其功，不亚于中原贤君。《武肃王遗训》中‘举国归附’之语，更显其远见——乱世之中，百姓安稳，远比帝王尊号重要。”
如今，杭州的钱塘江畔，仍有钱镠当年修建的海塘遗迹；西湖中的三塔，虽历经千年，却依旧矗立；吴越百姓口口相传的“钱王故事”，也成为五代十国历史中最温暖的记忆。而赵烈记录的这些事迹，也让后人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曾有这样一位统治者，用他的智慧与仁心，在东南沿海筑起了一片乐土，为十国风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