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先前提出的“平衡与制约”方案，在皇帝王韧看来，过于迁就各洲诉求，模糊了帝国海权的根本原则。
这一方案试图在各洲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试图通过妥协来解决长期存在的海权争议。
然而，皇帝王韧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怀柔，未能坚定地维护帝国的主权和海权的统一性。
就在方案即将付诸表决，各洲代表暗自盘算得失之际，王韧于紫寰殿再次召见诸葛亮、庞统、肖冰、王云等核心重臣，以及海军联席会议主要成员。
紫寰殿内气氛凝重，各重臣心中明白，皇帝此次召集他们，必有重大决策要宣布。
“孔明之策，用心良苦，然过于怀柔。”王韧开门见山，语气不容置疑，“海权，乃帝国之命脉，岂容分割？舰队，乃帝国之公器，岂能掺杂地域私心？”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海权统一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任何可能削弱帝国权威的方案的坚决反对。
他随即颁布了经过他亲自修订的《帝国海权与舰队管理根本原则》，明确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些原则旨在确保帝国海权的完整性和舰队的统一指挥，以防止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1、海权唯一：帝国拥有全部海洋权益，包括航行、资源、贸易保护及军事行动之唯一主权。任何洲、任何个人不得宣称对特定海域拥有排他性权力。
这一原则强调了海权的集中性，确保了帝国在海洋上的绝对权威。2、舰队归一：帝国海军为唯一合法海上武装力量，隶属帝国皇帝与长老院共同统帅。
各洲（王国）不得建立独立于帝国海军体系之外的常备海上力量。这一原则旨在防止地方势力通过建立自己的海上力量来挑战帝国的权威。
3、指挥集中：帝国海军各舰队之组建、驻地、指挥、调动，由帝国海军本部全权负责，报皇帝与长老院核准。
各洲可推荐优秀海军人才，但军官任免权在帝国海军本部，确保军令畅通，不受地方干扰。
这一原则确保了海军的指挥体系不受地方势力的干扰，保持了军队的统一性和效率。
王国自治与帝国监管：各王国（原称洲，现明确其藩属国地位）国王，由各王国议事机构（形式可自定）提名，必须由帝国皇帝任命，以示正统。
各王国国相（或首辅）、陆军总督、海军分舰队指挥官（如有驻扎）等关键职位，均由帝国直接任命，对帝国负责，确保帝国政令军令在藩属国内畅通。
帝国监察使常驻各王国，拥有监督王国政务、军务、财政及《帝国宪章》执行情况之权，可密折直奏皇帝。
这一原则在确保各王国一定程度自治的同时，也强化了帝国对各藩属国的监管力度。
当这一原则被提出时，它就像是一块投入了激烈争论之中的寒冰，迅速平息了所有关于舰队驻地选址和指挥权分配的激烈争论和讨价还价。
皇帝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他毫不含糊地表明，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原则性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他的这一表态，如同一股清流，冲刷了所有模糊不清的地带，为接下来的决策和行动定下了不容置疑的基调。
诸葛亮立刻领悟了皇帝的深意。在此之前，他采取的是一种调和的策略，通过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巧妙地暴露了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引发了深入的讨论。
他的目的并非真的要解决这些矛盾，而是要让这些矛盾充分展现出来，从而为皇帝的最终决策提供依据。
而皇帝此刻的乾纲独断，则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明确底线，定下基调。这种果断的决策方式，不仅展现了皇帝的权威，也确保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不会因为内部的纷争而受到损害。
通过这种方式，皇帝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在国家的根本利益面前，所有的个人利益和派系利益都必须让步。
这一原则的提出，不仅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也为接下来的行动指明了方向。它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在国家大义面前，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必须被抛弃。
皇帝的这一决策，无疑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迅速调整策略，不再寻求复杂的分权方案，而是转向确保皇帝定下的根本原则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随后召开的长老院及海军联席会议上，诸葛亮一改之前的调和姿态，态度坚决地阐述了皇帝钦定的根本原则。
“诸公！”诸葛亮目光扫过在场各洲代表，声音沉静而有力，“海军乃帝国之脊梁，非一洲一地之甲胄。陛下明示：海权
归一，舰队归一，指挥归一！此乃帝国长治久安之基石，不容置疑，亦不容挑战！”
他接着宣布了具体执行细则：
明洋舰队总部定于新常山，临西城设为重要军港及后勤基地，但无独立指挥权。
各舰队主要指挥官由帝国海军本部提名，皇帝任命。
各王国可组建“海岸警卫队”，负责近岸巡逻、缉私、救灾等低强度任务，装备小型船只，不得拥有战列舰及以上级别舰艇，其活动范围及指挥序列需受帝国海军驻地机构节制。
面对皇帝明确的意志和诸葛亮转而强硬的态度，之前争吵不休的各洲代表，尤其是明洲、商洲等实力较强的王国代表，虽心有不甘，却也明白此事已无回旋余地，继续纠缠只会触怒皇帝，于己不利。
最终，《帝国海权与舰队管理根本原则》及配套细则，以远超预期的效率在长老院获得通过。
王云长舒一口气，帝国的海权终于得以完整，海军建设可以抛开无谓的内耗，全力向前。
而各王国也清楚了自己的边界所在——他们可以在帝国内部争取利益，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但在军事和主权的根本问题上，必须服从帝国的统一安排。
海权之争，以皇帝王韧的强势定调和诸葛亮策略性的转向而告终。它清晰地昭示了帝国宪政的底线：协商与制衡存在于帝国内部治理的广阔空间，但在关乎国家统一和核心利益的根本问题上，皇帝的权威和帝国的意志，至高无上。
帝国的巨舰，在明确了航向和规则后，终于可以收起不必要的缆绳，向着深蓝，全力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