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魏王府,后花园内梨花如雪,一场盛大的文会正热闹举行。李泰身着宽袖儒衫,手持折扇,与几位身着青衿的文臣并肩而行,时而驻足观赏池中锦鲤,时而轻声探讨诗文,眉宇间满是温雅之气,与此前处理政务时的沉稳判若两人,却更显文人雅士的亲和。
此次文会,李泰特意邀请了山东崔氏、江南陆氏等世家大族的子弟,以及国子监的饱学鸿儒、翰林院的清流文臣。亭台楼阁间,文人们或围坐对弈,或挥毫泼墨,或吟诵新作,案几上摆满了精致的茶点与典籍,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花香。李泰穿梭其间,与每位文人都能谈上几句 —— 谈及《诗经》,他能精准引用 “周南?关雎” 的注解,阐述 “礼乐治国” 的理念;论及书法,他拿出自己临摹的《兰亭集序》,笔法飘逸,引得众人连连赞叹;聊到民生,他又结合监国时的漕运改革,提出 “文治与实务相辅相成” 的观点,既显文采,又不失理政智慧。
“魏王殿下注解的《礼记》,在下拜读再三,其中‘礼之用,和为贵’的解读,真乃真知灼见!” 江南陆氏的子弟陆文渊手持一卷典籍,上前躬身行礼,语气中满是敬佩,“如今朝堂多谈军功,殿下却能重视儒学,推崇礼法,实乃天下文臣之幸!” 这番话引得周围文臣纷纷附和,不少人当场表示愿 “常伴殿下左右,共研典籍”。李泰笑着摆手,语气谦逊:“某不过是喜好儒学,愿与诸位先生共同探讨,谈不上‘推崇’二字。只是大唐要长治久安,既需武将开疆拓土,也需文臣以礼乐教化万民,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举办文会,李泰还投入大量精力注解典籍。他召集翰林院的文臣,以 “正本清源,弘扬儒学” 为名,重新校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在注解中融入 “嫡庶有序”“礼法至上” 的观点,暗合自己 “嫡子” 的身份优势。校注完成后,他又让人将典籍印刷成册,赠予山东、江南的世家大族与各地学府,附上亲笔书信,表达 “愿与天下士人共守儒家正统” 的意愿。
此举深得重视礼法的世家大族认可。山东崔氏的族长崔宏远收到典籍后,特意致信李泰,称赞他 “坚守礼法,不负嫡子之责”,并表示 “崔氏子弟愿为殿下效力,维护纲常秩序”。江南陆氏、顾氏等大族也纷纷响应,不仅让族中子弟入朝为官时倾向支持李泰,还在地方上宣扬 “魏王乃文治之选”,与李恪的 “军功藩王” 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很快,朝堂上的文官体系中,支持李泰的声音愈发响亮。吏部文选司的官员在选拔人才时,优先录用推崇李泰注解典籍的文人;国子监的教授在授课时,也常提及 “魏王重视儒学,乃社稷之福”;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老臣,如礼部尚书王珪,也因李泰 “弘扬礼法” 的举动,渐渐向他倾斜,认为 “储君当以文治为先,方能守好大唐江山”。
这种文化层面的布局,让李泰成功塑造了 “守成文主” 的形象 —— 他不再仅仅是 “监国亲王”“柴家姻亲”,更成为了儒家正统与士族利益的代表。而李恪虽有军功傍身,却因常年征战、不善文治,在文官与士族眼中,始终带着 “武夫” 的标签,难以获得重视礼法的世家大族的青睐。
储位之争,就此从朝堂权力的较量,延伸到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域。李泰以儒学为武器,拉拢士族与文官,巩固自己的 “守成” 根基;李恪则凭借军功,在军方与务实派官员中积累声望。双方一 “文” 一 “武”,一 “守成” 一 “开拓”,阵营愈发清晰,竞争也愈发激烈。
夜深人静时,李泰站在书房内,看着案上堆积的书信与典籍,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知道,军功只能震慑一时,而文化与礼法的认同,才能长久地赢得人心。只要守住文官体系与世家大族的支持,即便李恪有再多军功,也难以撼动自己的储位根基。而这场延伸到文化领域的争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