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春节,在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藏在喜庆下的紧绷感中过去了。何家的年夜饭桌上,菜肴比往年丰盛,何大清多喝了两杯,话也多了些,但说的不再是厂里的技术难题,而是些含糊的“要变天了”、“少说话多做事”之类的提醒。何淑兰包饺子时,总会下意识地望望窗外,眼神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忧虑。连懵懂的何雨水,似乎也感知到气氛不同,比往年安静了些。
何雨柱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父亲听到的风声,母亲无言的担忧,都与那场即将席卷一切的浪潮有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这种预知,带来的不是轻松,而是更沉重的责任——他必须在惊涛骇浪中,为这个家掌好舵。
春节刚过,那股山雨欲来的气息就越来越浓。街上的大字报开始多起来,墨迹淋漓,言辞激烈。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声音越来越高亢,播放着远方的“最新消息”。四合院里,人们见面时的寒暄也少了,多了几分谨慎的打量。
修配社的王主任,把何雨柱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压低声音说:“柱子,区里那个青年技术攻关小组,暂时……暂停活动了。上面的精神有变化,现在不兴搞这些‘白专’路子。你最近也低调点,社里的活儿,干好本分就行,别整那些太扎眼的新花样了。”
何雨柱平静地点点头:“知道了,主任。”他早有预料。技术、知识,在某些时候,会成为一种“原罪”。
回到大院,变化更是显而易见。前院阎埠贵家的二小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身旧军装,整天趾高气扬,看人的眼神都带着批判的味道。许大茂则变得异常活跃,经常半夜才回家,白天见到院里的老邻居,鼻孔朝天,偶尔还阴阳怪气地说几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之类的话。
最大的压力,来自贾家。贾张氏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依仗,腰杆挺直了,说话也硬气了。她不再指桑骂槐,而是开始公开找茬。
这天是周末,何雨柱在家帮母亲把冬天积攒的煤灰做成煤坯。贾张氏端着一盆脏水出来,故意往何家门前一泼,脏水溅了何雨柱一裤腿。
“哎哟,没看见!柱子,对不住啊!”贾张氏嘴上说着对不住,脸上却毫无歉意,反而带着一丝挑衅。
何淑兰从屋里出来,看到这情形,想说什么,却被何雨柱用眼神制止了。
“没事,贾奶奶,您下次注意点就行。”何雨柱语气平淡,继续低头干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贾张氏讨了个没趣,哼了一声,扭身回屋了。何淑兰看着儿子的背影,心疼又无奈地叹了口气。她知道,儿子是在忍。
晚上,何大清下班回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饭桌上,他闷头扒了几口饭,突然把筷子一放,对何雨柱说:“柱子,厂里今天开会了……要搞运动。我们车间,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
何淑兰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声音发颤:“贴……贴你什么了?”
“还能有什么?”何大清苦笑一声,“说我技术至上,走白专道路,还有……说咱家生活水平突然提高,钱来路不明,怀疑我贪污受贿。”
“放他娘的屁!”何淑兰气得骂了句粗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咱家的钱,都是柱子一点一点挣来的辛苦钱!”
“妈,别激动。”何雨柱放下饭碗,声音依旧冷静,“爸,大字报上署名了吗?”
“署了……是许大茂。”何大清咬着牙,吐出这个名字。
何雨柱眼中寒光一闪。许大茂,果然跳出来了。这家伙在电影院工作,消息灵通,又善于钻营,看来是想借这个机会整倒何家,说不定还能捞点好处。
“爸,您别担心。”何雨柱给父亲倒了杯水,“第一,您的工作表现,厂里领导都清楚,技术好不是罪过。第二,咱家的钱,每一分都有来路,修配社王主任、轧钢厂刘段长都可以作证。许大茂这是诬告。”
“说是这么说,可这年头……”何大清重重叹了口气,“人言可畏啊!柱子,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