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门音乐剧院的鎏金吊灯，总在暮色降临时把舞台铺得像一块融化的琥珀。刘沐暖提着裙摆走上台时，鞋跟敲在木质地板上的声响，恰好和后台曾天明调试钢琴的最后一个低音重合。她抬手拢了拢鬓边的珍珠耳坠，目光掠过台下——杨子恒的副官正坐在第三排正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枪套，而靠角落的位置，几个穿绸缎马褂的老爷正举着香槟杯，视线黏在她的裙摆上，像沾了蜜的苍蝇。
“今晚先唱《月圆花好》，”曾天明的声音从钢琴后传过来，指尖在琴键上轻轻按出一个泛音，“杨子恒昨天让人递了话，要听你最拿手的调子。”他说话时头没抬，指节却悄悄收紧——琴键盖的内侧，用铅笔淡淡描了一道横线，那是昨晚约定的暗号，提醒她今晚要格外留意台下人的谈话。
刘沐暖点了点头，提起嗓子开唱。她的花腔像初春的溪流，在剧场的穹顶下绕了个弯，恰好落在杨子恒副官的酒杯里。台底下的掌声很快响起来，有人把银元往台口扔，银元撞在地板上的脆响，和远处街巷里军警的皮靴声奇妙地混在一起。她唱到“浮云散，明月照人来”时，眼角的余光扫过曾天明——他正低着头翻琴谱，左手却在琴键下方悄悄敲着节奏，那是他们在兰州上学时就练熟的暗码，一个音符代表一个字，此刻正传递着“注意左边第三个穿灰布衫的人”。
穿灰布衫的是个生面孔，手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目光总在剧场的消防通道口打转。刘沐暖心里一紧，故意在转音时慢了半拍，曾天明立刻接了个短促的钢琴间奏，给她留出观察的时间。她看见灰布衫男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制烟盒，打开又合上，动作重复了三次——那是敌特常用的试探手势，她在入党培训时见过。
一曲唱完，刘沐暖鞠躬时，特意朝着灰布衫的方向多弯了弯腰。起身时，她的珍珠耳坠“不小心”掉在台上，弯腰去捡的瞬间，快速扫过男人的脚边——他的裤脚沾着新鲜的泥土，鞋缝里还卡着半片干草，不像是城里人的样子。
“刘小姐的耳坠真漂亮。”台下有人喊了一声，是做茶叶生意的王老爷，每次来都要掷重金点演，今天又让管家送了一篮蜜橘到后台。刘沐暖笑着道谢，指尖却捏紧了耳坠的银钩——那耳坠的螺丝扣里，藏着一小块卷成细条的油纸，能用来记录临时听到的消息。
第二场是曾天明的钢琴独奏，他选了一首《黄河谣》。琴键在他手下像是活了过来，时而湍急如浪，时而平缓如滩，台下的杨子恒副官听得直点头，手指跟着节奏在膝盖上打拍子。曾天明弹到高潮处，突然故意错了一个音，台下有人发出轻微的议论声，他却借着调整琴凳的机会，快速瞥了一眼刘沐暖——她正站在侧幕条旁，假装整理戏服，手里却拿着一个绣着兰花的帕子，帕子的角被她捏出了三个褶子，那是“听到关键信息”的信号。
果然，等曾天明弹完，杨子恒副官果然走上台，拍了拍他的肩膀：“曾先生这手艺，在平凉找不出第二个。”他说着，凑近了些，压低声音：“下月初三，会有一批‘西调物资’从这里过，到时候杨司令要亲自去接，你到时候多弹几支喜庆的曲子。”曾天明点头应着，手指却在琴键上轻轻按了按——“初三”“西调物资”“亲自接”，这三个信息点，得在今晚就传出去。
演出散场时已经是深夜，街上的路灯大多灭了，只有军警的岗哨亮着昏黄的马灯。刘沐暖坐在曾天明的黄包车上，裹紧了身上的风衣。“杨子恒说的‘西调物资’，十有八九是军火，”曾天明的声音压得很低，车轮碾过石子路的声响正好掩盖了谈话，“得赶紧把时间和路线告诉组织。”
刘沐暖从包里摸出那个珍珠耳坠，拧开螺丝扣，把里面的油纸展开——上面用铅笔写着“灰布衫，烟盒，消防通道”，是她刚才在侧幕条旁听到的两个老爷的谈话。“还有那个生面孔，”她说着，把油纸重新卷好塞回耳坠，“好像是从西安过来的，听他们说‘要盯着报社那边’。”
曾天明的脸色沉了沉。他父亲的“报社”在平凉算小有名气，平时除了刊登新闻，还接些商铺的广告和老爷们的贺词，组织正是看中这一点，让他们把消息夹在报社的排版里传递，之前父亲卖猪肉，自从他结了婚，日子逼的没法过，随着他们俩名声大噪，也有点钱了，看着父亲也吃不了苦，就开了一家报社。“得去报社看看，”他说，“我父亲的得力工人老周，昨天还说军警去报社查过一次，问有没有‘可疑的排版错误’。”
黄包车在报社后门停下时，巷子里静得能听见墙角蟋蟀的叫声。曾天明敲了敲后门，老周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是少爷吗？”门开了一条缝，老周探出头，脸色有些发白：“刚才军警又来过，问起昨天刊登的‘绸缎庄开业启事’，说里面的‘吉日’写错了，要重新排版。”
曾天明心里一紧——昨天的“绸缎庄启事”里，藏着“西调物资路线改道”的消息，用的是报社常用的“错别字更正”暗号，把“辰时”写成“申时”，暗示时间延后。“他们没发现什么吧？”他问。老周摇了摇头，递过来一张排版样稿：“我把样稿收起来了，他们没找到。不过，他们说以后要抽查所有报纸的排版，怕是不好办了。”
刘沐暖接过样稿，借着巷子里的月光看了看：“要不，我们换个方式传递消息？比如，把消息藏在演出海报里，让组织的人来取。”曾天明想了想，摇了摇头：“演出海报都是公开张贴的，容易被盯上。还是用报社的渠道比较稳妥，只是得更小心些。”他转头对老周说：“下次排版，把消息藏在‘遗失启事’里，用‘寻物’的品名代替关键词，比如把‘军火’写成‘木箱’，‘初三’写成‘三日’。”
老周点了点头，把样稿叠好放进怀里：“我知道了，少爷。你们也小心点，最近街上的军警越来越多了。”曾天明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和刘沐暖往回走。巷子里的风有些凉，刘沐暖紧了紧风衣的领子，看见曾天明的侧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坚毅——她想起在兰州学校上学时，他们俩因为主演一部宣传抗日的话剧认识，后来被党组织的同志找到，问他们愿不愿意用自己的专业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当时他们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回到住处时，天已经快亮了。刘沐暖坐在梳妆台前卸妆，看着镜子里自己卸下妆容后的样子，突然觉得有些陌生——白天在舞台上，她是众星捧月的歌唱家，穿着华丽的戏服，唱着靡靡之音；晚上，她是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共产党员，用耳坠、帕子、琴谱传递着生死攸关的消息。曾天明走过来，从背后轻轻握住她的手：“别想太多，我们做的事，比在舞台上唱多少歌都有意义。”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琴谱，翻开其中一页，里面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是他们在兰州上学时的合影，背景是学校的话剧社，两人穿着戏服，笑得一脸灿烂。“等革命胜利了，”曾天明轻声说，“我们就去延安，在真正的舞台上，唱给老百姓听。”刘沐暖点了点头，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松节油味道，那是钢琴保养时常用的，也是她心里最安心的味道。
第二天下午，曾天明和刘沐暖又去了剧院排练。刚到后台，就看见杨子恒的副官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是昨天的“天明报社”。“曾先生，”副官把报纸放在桌上，指着其中一则“遗失启事”，“这上面说‘遗失木箱一个，内有衣物，于三日内在西巷遗失’，怎么今天又刊登了‘更正启事’，说时间是‘五日’？”
曾天明心里一沉，脸上却笑着拿起报纸：“嗨，都是排版工人的疏忽，把‘五日’写成‘三日’了，我父亲昨天还骂了他们一顿呢。”刘沐暖在一旁帮腔：“是啊，现在的工人做事就是不仔细，还好及时更正了，不然失主该着急了。”
副官盯着报纸看了一会儿，又抬头看了看曾天明和刘沐暖，突然笑了：“也是，不过是个遗失启事，我也就是随口问问。”他站起身，拍了拍曾天明的肩膀：“今晚杨司令要过来，你们可得好好表现。”说完，就转身走了。
副官走后，曾天明和刘沐暖对视了一眼，都松了口气。“还好我们提前改了时间，”刘沐暖小声说，“不然就暴露了。”曾天明点了点头，把报纸收起来：“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注意报社的消息了，以后得更谨慎些。”他想了想，又说：“今晚演出结束后，我们把‘初三物资运输’的消息，藏在给杨子恒送的演出海报里，他每次看完演出都会要一张海报留作纪念，这样更安全。”
晚上的演出格外顺利。刘沐暖唱《黄河谣》时，杨子恒亲自来了，坐在第一排，手里拿着一支烟斗，听得很入神。曾天明弹钢琴时，特意在中间加了一段自己改编的旋律，那旋律里藏着摩斯密码的节奏，传递着“注意安全”的信号——他知道，组织的人可能就在台下，正听着这暗语。
演出结束后，杨子恒果然让人来要海报。曾天明亲自把海报送过去，海报的背面用铅笔轻轻描了一道线，那是暗号，提示组织的人海报里藏着消息。他把海报递给杨子恒时，故意说：“杨司令，这海报是我们特意印的，上面还有我们的签名，您留着做个纪念。”杨子恒接过海报，看了看上面的签名，满意地点了点头：“好，好，你们有心了。”
等杨子恒走后，曾天明和刘沐暖回到后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刘沐暖突然发现自己的帕子不见了——就是昨天绣着兰花的那一块，上面还有她捏出的三个褶子。“会不会是落在台上了？”曾天明问。两人赶紧去台上找，却没找到。就在这时，老周从外面跑进来，脸色慌张：“少爷，不好了！刚才军警去报社，把我藏起来的样稿搜走了，还说要抓您父亲问话！”
曾天明的脑子“嗡”的一声，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暴露了。他立刻拉着刘沐暖的手：“快，我们得赶紧走，去延安的联络点。”刘沐暖点了点头，从包里摸出那个珍珠耳坠，拧开螺丝扣，把里面的油纸拿出来，塞进曾天明的口袋里：“这是昨晚记录的消息，不能丢。”
两人刚走到剧院门口，就看见街上灯火通明，军警正朝着剧院的方向跑来。“往这边走！”曾天明拉着刘沐暖，拐进旁边的一条小巷。小巷里很黑，只有远处的岗哨亮着一点光。他们跑着跑着，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喊：“站住！别跑！”
曾天明回头一看，是杨子恒的副官，带着几个军警追了上来。他赶紧把刘沐暖往身后护，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水果刀——那是他平时削苹果用的，此刻却成了唯一的武器。“你们别过来！”他喊道，声音有些沙哑。
副官停下脚步，掏出枪指着他们：“曾天明，刘沐暖，你们以为能跑掉吗？报社的样稿我们都找到了，你们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说着，就要扣动扳机。就在这时，突然从巷子里的屋顶上跳下几个人，手里拿着枪，朝着军警开枪。副官猝不及防，被打中了胳膊，枪掉在了地上。
“是组织的人！”刘沐暖惊喜地喊道。曾天明也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拉着刘沐暖朝着组织的人跑去。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走过来，对他们说：“跟我们走，联络点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出发去延安。”
几个人趁着混乱，跑出了小巷，坐上了一辆早就停在路边的马车。马车驶离平凉城时，曾天明掀开窗帘，看了一眼远处的二天门音乐剧院——鎏金吊灯还亮着，像是一颗孤独的星星。他想起在那里演出的日子，想起台下达官贵人的掌声，想起和刘沐暖在后台卸妆时的对话，心里突然有些感慨。
“以后，我们还能再回到舞台上吗？”刘沐暖靠在他的肩膀上，轻声问。曾天明握住她的手，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会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建一个属于老百姓的剧院，唱真正的好歌，弹真正的好曲子。”
马车在晨光中驶向前方，远处的山渐渐露出了轮廓。曾天明摸了摸口袋里的油纸，又看了看身边的刘沐暖，心里充满了希望。他知道，平凉剧场的暗潮只是革命路上的一段插曲，而他们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