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炸弹，其威力远比c4塑胶炸药更持久，也更致命。
c4的爆炸是瞬时的，它以野蛮的物理力量撕裂物质，在地面留下焦黑的弹坑与破碎的残骸。而舆论的爆炸是弥散性的，它无声无息地侵蚀人心，通过电波和光纤蔓延，最终摧毁的是结构、信任乃至一个庞大实体的未来。
在卡兰这片被文明世界遗忘的红土地上，我点燃了这枚炸弹的引信。现在，冲击波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席卷遥远的欧洲大陆。
阿曼达·斯特恩的文章，就是那枚炸弹的完美载体。它像一场精心设计的生物武器，在文明世界的数字网络中呈几何级数疯狂扩散。我通过加密的卫星链路，刷新着那些不断跳动的字节，它们正汇聚成一场真正的风暴。
短短四十八小时，仅仅两天时间，“#blooddiamondInKalan”（卡兰血钻）和“#ShameonFrancecorp”（法兰西集团之耻）这两个标签，就如同两道黑色的烙印，深深烫在了欧洲多国推特的趋势榜榜首。
它们不再是简单的词组，而演变成了情绪的宣泄口。我几乎能想象，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伦敦的无数个屏幕前，那些习惯了舒适生活、追求“程序正义”的人们，正义愤填膺地敲击着键盘。紧随其后的，是嗅到血腥味的鲨群。
各种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谴责声明，如同非洲雨季前漫天的飞蚁，雪片般飞来。它们措辞严厉，引经据典，用尽了政治光谱上所有批判性的词汇，将“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牢牢钉在了新殖民主义的耻辱柱上。
资本市场是反应最诚实的地方。恐惧的传染性，远超任何病毒。
巴黎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抛售指令一定堆积如山。“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的股价，如同被重重砍断了吊索的自由落体，连续两个交易日以触目惊心的姿态暴跌。数字是冰冷的，也是最残酷的。短短两天，近十亿欧元的市值，就这样凭空蒸发，化为乌有。对于一个触手遍及非洲大陆的庞大跨国公司而言，这是比一场局部战争失利更惨痛、更屈辱的打击。
我能清晰地勾勒出巴黎总部的场景。塞纳河畔，那栋巴洛克风格的宏伟建筑里，顶层那间价值连城的豪华会议室中，此刻必然烟雾缭绕。昂贵的古巴雪茄所散发的浓郁香气，恐怕也无法掩盖董事们脸上的焦虑与铁青。
他们大概正围坐在那张能清晰倒映出天花板水晶吊灯的红木长桌旁，对着一幅巨大的非洲电子地图焦头烂额。
地图上，卡兰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甚至需要放大数倍才能看清的小点。但此刻，这个小点正闪烁着刺眼的红光，威胁着他们整个非洲大陆的战略布局和未来的财务报表。
他们那些戴着百达翡丽、习惯了在股东大会上谈笑风生的手，此刻一定在不停地揉着太阳穴。他们派皮埃尔·杜邦来，是期望他扮演一个冷静高效的“清道夫”。他们递给他的是一把锋利、精准的外科手术刀，用来悄无声息地切除那个名叫戴维将军的局部感染。
然而，皮埃尔搞砸了。他不但没有精准切除病灶，反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刀捅穿了主动脉。他把一个本该被掩盖在非洲红土地下的“必要之恶”，变成了一场需要动用开胸手术，并且在全球媒体聚光灯下进行直播的超级麻烦。
董事们现在需要的，不再是外科医生，而是危机公关的“巫师”，以及能迅速平息一切的强大政治力量。
巴黎的风暴，也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反向吹回了卡兰的营地。这里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诡异。
尘土、汗水和劣质火药味依旧是这片营地的主旋律，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奥马尔和他那些习惯了用AK47和部落法则解决问题的部下们，这几天总是有意无意地围在我的帐篷外，神情复杂。
我让陈军打印了几篇翻译成当地语言的新闻报道摘要。当他们通过那些粗糙的文字，第一次意识到，遥远世界里那些“白人精英”的口水——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在屏幕上闪烁的符号——居然真的比子弹更具杀伤力时，他们粗粝的世界观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子弹只能杀死眼前的敌人，而那些“口水”，却能让资助敌人的庞大机器停止运转。
从那天起，他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那不再是对于一个战术高手的单纯敬畏，而是掺杂了一种更原始、更深刻的，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在他们眼里，我恐怕不再是一个军事顾问。我成了一个能操控鬼神、隔空咒杀的巫师。他们路过我的帐篷时，会下意识地低下头，脚步也变得更轻，仿佛怕惊扰了某种正在进行的神秘仪式。
这种变化很有趣，也很有用。它巩固了我的地位。
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场看似华丽的胜利背后，隐藏着多么脆弱的根基。
我独自坐在行军床边，用油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枪的冰冷零件。帐篷外是奥马尔手下们的低语，帐篷内是绝对的冷静。我的整个计谋，如同一座倒悬的空中楼阁，全部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精心编织的谎言之上。
我没有告诉阿曼达全部的真相。我利用了卡隆的死，将一场由戴维执行、皮埃尔默许的“黑吃黑”式血腥火并，巧妙地包装成了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有预谋的、种族清洗式的反人类暴行。我放大了他们的贪婪与残忍，同时彻底掩盖了我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的真正动机。
而维系这个精妙谎言的唯一支点，就是阿曼达·斯特恩。
是她，用她那支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笔，将我的“剧本”变成了“事实”。
她真的完全相信了我的故事吗？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或许，她只是选择了相信一个更符合她价值观、更能引爆舆论、也更能成就她职业声誉的故事。她是“正义”的调查记者，而我，给了她一个完美的、值得攻击的“正义”靶子。我们是事实上的共谋，只是她自己还未意识到这一点。
但我很清楚，皮埃尔绝不会坐以待毙。他和我是一类人，只是他站在棋盘的另一端。
一头骄傲的狮子被一群鬣狗戏耍了，它会做的，不是躲在阴影里哀嚎，而是会用更锋利、更致命的爪牙，在下一次突袭中，精准地撕碎领头那只鬣狗的喉咙。
皮埃尔在明处，我在暗处。他那近十亿欧元的损失，每一分钱，都会被董事会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我的账上。他现在一定恨不得用高爆弹把这片营地从地图上彻底抹去。
他会从哪里反击？
我关掉卫星终端，让自己沉浸在帐篷的黑暗中，强迫自己代入他的角色去思考。
首先，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舆论的枷锁已经牢牢捆住了他的手脚。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他不敢再轻举妄动。任何对奥马尔营地的攻击，都会被立刻解读为“屠杀目击者”和“掩盖罪行”，那只会引爆一颗更大的炸弹。
其次，直接派人来暗杀我？效率太低，风险太大。在这片陌生的丛林和荒原里，在奥马尔的地盘上，他找不到我。就算找到了，一个“华夏顾问”在非洲的神秘死亡，也无法平息已经燃起的滔天怒火。
那么，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唯一答案，无论多么棘手，都必然是真相。
皮埃尔的反击点只有一个。
他不能攻击我的营地，不能攻击我的士兵，但他可以，也必须攻击我的“武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釜底抽薪。
他要去摧毁那个让谎言得以成立的唯一支点。
阿曼达·斯特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