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忽悠本初时
建安十四年 二月末 天气阴沉 心情：忆往昔峥嵘岁月“忽悠”
今日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许都城头，颇有几分山雨欲来的沉闷。我独坐书房，处理着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书。案头那盏油灯的火苗，也跟着窗外透进来的冷风轻轻摇曳，映得竹简上的字迹也忽明忽暗。
也不知是这天气作祟，还是连日劳神，竟有些精神不济。我放下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目光无意间扫过墙角那个积了层薄灰的旧木匣。那是多年前从冀州带过来的旧物，里面装的，大抵是些早已不合时宜的故纸堆。
鬼使神差地，我起身打开木匣，一股陈旧的墨纸气味扑面而来。翻捡了几下，竟摸出一卷边缘已有些破损的竹简，上面刻着的，是昔日冀州牧府的标记。
袁本初……
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古井的石子，在我心湖里漾开了一圈复杂的涟漪。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坐拥四州、带甲百万、天下瞩目的袁本初，如今坟头草木已几度枯荣？而谁又能想到，当年那个在他麾下战战兢兢、甚至还曾被他下过大狱的谋士荀公达，如今却在这许都的丞相府里，为如何委婉劝阻曹公不要给虎豹骑也配上绣花马鞍而绞尽脑汁？
想着想着，我竟忍不住嗤笑出声。若论起“忽悠”的功力，我对曹公的这些“顺势而为”，比起当年在袁绍帐下的那些操作，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温和得如同春风拂面了。
那时节，袁绍帐下谋士如云，田丰、沮授、许攸、郭图……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要想在那地方混出头，光有真才实学还不够，还得有把死的说成活的、把方的掰成圆的“口舌之功”。尤其是，你得学会如何应对袁本初那特有的“优柔寡断”和“好谋无断”。
记得有一年，并州边境有鲜卑部落扰边，声势不小。袁绍召集众人议事。田丰性子刚直，主张立即派重兵迎头痛击，“扬我冀州军威”。郭图则揣摩袁绍可能不愿大动干戈的心思，建议“遣一能言善辩者，携金帛抚之”，以示怀柔。
两人争执不下，帐内吵得不可开交。袁绍高坐其上，听着双方理由，觉得都很有道理，左手想拍板打，右手又想点头和，那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眼看会议又要像以往一样，在不置可否中无疾而终。
我当时官职不高，坐在末尾，眼看这般情形，知道再不开口，这扰边之事怕是要拖延下去了。于是，我清了清嗓子，出列拱手道：“明公，丰公、图公之言，皆为国筹谋，高瞻远瞩。”
先各打五十大板，不，是先各给一颗甜枣，这是基本操作。袁绍果然把目光投向我，带着一丝期待：“哦？公达有何高见？”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忽悠”：“依攸之见，打，固然可显军威，然并州路远，劳师动众，若鲜卑人望风而逃，我师劳而无功，反损士气。和，虽显仁德，然恐夷狄贪得无厌，视我软弱，日后频频索要，反成负担。”
袁绍听得连连点头：“然则，如之奈何？”
我等的就是这句！我微微一笑，露出成竹在胸的表情（其实心里在打鼓）：“攸有一计，名曰‘慑抚兼施’。可精选骑兵五千，由一员上将率领，大张旗鼓，开赴边境，但不急于接战。同时，派使者携美酒锦缎，径入鲜卑首领帐中，言：‘吾主袁公，知尔等生计艰难，特赐酒食。然边境安宁，乃双方之福。今有精骑数万，已陈兵界上，若尔等识趣，则酒肉管够；若有不轨……’”
我顿了顿，观察袁绍表情，见他听得入神，才继续道：“如此，鲜卑人见我兵威，必生畏惧；得我赏赐，又感‘恩德’。其内部必生分歧，主战主和，自相争执。我再令骑兵每日操演，旌旗招展，尘土飞扬，虚张声势。不出旬日，其必遣使请和，甘为藩属。如此，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既省粮饷，又播仁名，岂不美哉？”
这一番话，说得是天花乱坠，既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调，又有“省粮饷”的实惠，还把“打”和“和”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完美迎合了袁绍既想展示肌肉又不想真打架的心理。
果然，袁绍抚掌大笑：“妙哉！公达此计，深合我意！就依此办！”
后来？后来好像就是派了支队伍去边境晃了一圈，鲜卑人可能也觉得没必要硬碰硬，拿了东西就撤了。反正结果是好的，袁绍很高兴，还赏了我一些东西。但具体过程有没有我说的那么“算无遗策”，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不确定因素包装成“妙计”，让主公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这才是“忽悠”的精髓所在。
还有一次，更凶险。那时袁绍与公孙瓒相持不下，军中粮草转运困难。有个督粮官犯了事，贪墨军粮，证据确凿。这人却是袁绍夫人刘氏的一个远房亲戚。袁绍想严办以肃军纪，又怕拂了夫人面子，左右为难。
那次是在内堂，只有几个心腹在场。袁绍愁眉苦脸地问计。许攸当时就跳出来，说必须严惩，以儆效尤。逢纪则暗示可以网开一面，小惩大诫。
我一看这局面，涉及内帷，比军国大事还麻烦。说重了得罪夫人，说轻了有损袁绍威信。我脑子飞快转动，然后缓缓道：“明公，此事攸关法度，亦涉人情。攸以为，督粮官贪墨，罪证确凿，按律当严惩，此乃毋庸置疑。”
袁绍点头。
我话锋一转：“然，明公素以仁德治下，若立斩之，恐伤天地和气。不若……明正典刑，暗施恩惠。”
袁绍好奇：“何谓明正典刑，暗施恩惠？”
我解释道：“可当众宣布其罪，革职查办，押入大牢，做出欲严办之势。然后，明公可于内宅，对夫人言明法度之重，不得已而为之，但念及亲情，已嘱狱中善待，不致受苦。待风波稍平，再寻个由头，比如大赦天下，或前线大捷之际，将其悄悄释放，赐些金银，令其还乡，永不叙用。如此，军士见法度严肃，不敢再犯；夫人感明公顾全情谊，心中慰藉；而那罪官，既受惩戒，又得生路，必感念明公恩德。岂非三全其美？”
我记得当时袁绍听得眼睛都亮了，连声道：“公达真乃解人！此计大善！”
后来那督粮官到底是被“暗施恩惠”了，还是真的被“严肃法度”了，我也不得而知。反正袁绍满意了，夫人那边也没闹，这事就算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和稀泥”的功夫，大概在袁绍帐下就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核心要义就是：给出一个听起来面面俱到、谁都不得罪的方案，至于具体操作细节和最终结果是否完全符合预期……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公当时觉得“此计大善”。
想起这些陈年旧事，我再对比一下如今在曹公麾下。曹公虽也多有奇思妙想，但雄才大略，决断力远非袁绍可比。在他手下，我的“忽悠”更多是“修饰”和“引导”，而非真正的“蒙蔽”。说起来，在袁绍那里的经历，倒像是一段艰苦却有趣的“新手村”历练了。
窗外，渐渐沥沥下起了小雨，敲打着屋檐，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将那卷旧竹简重新塞回木匣深处，合上盖子，也仿佛将那段带着几分荒诞与侥幸的岁月，重新封存起来。
不知如今在邺城（袁绍势力覆灭后），可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个名叫荀公达的年轻谋士，曾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在袁本初面前上演过一出出“化纠结为和谐”的戏码？
或许记得，或许不记得了。这乱世，人心和局势，都变得太快。
不过，那段经历倒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未必是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提供一个让最关键的人（通常是主公）觉得最舒服、最不失体面的选项。这，大概就是乱世谋士的生存智慧吧，尽管听起来有点……不那么“正直”。
我重新拿起笔，蘸了蘸墨，准备继续批阅那些关于粮草、户籍的枯燥文书。只是嘴角，却始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