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都洛阳的初雪，细密而安静地覆盖了宫阙的飞檐斗拱，为这座权力之城披上了一层素洁的外衣。狄仁杰身着崭新的紫色宰相常服，立于凤阁（中书省）衙署的轩窗前，望着窗外银装素裹的庭院，面色沉静如水。骤登高位，并未带来丝毫喜悦，反而让他肩头的责任感愈发沉重。这凤阁鸾台，位极人臣，亦是风口浪尖。
连日来，他埋首于浩繁的卷宗之中，熟悉政务，厘清积弊。武周新立，万象更新之下，却也暗藏着诸多隐患，尤其是那经由铜匦制度助长、酷吏把持的告密之风，已渐成侵蚀朝纲、动摇国本的毒瘤。狱案频仍，多由构陷而起，朝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
这一日，在讨论几桩涉及地方官吏的“谋逆”案时，狄仁杰首次在政事堂会议上，清晰地表露了自己的立场。
“诸公，”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毅，“陛下革故鼎新，开创天授盛世，当以安定民心、稳固社稷为要。如今各地所报‘逆案’，臣细览卷宗，多有不实之处，或为挟私报复，或为酷吏罗织，证据牵强，难以服众。长此以往，恐伤陛下圣明，寒天下士民之心。”
他并未直接指斥酷吏，而是从案件本身证据不足、可能损害朝廷威信的角度切入，言辞恳切，有理有据。然而，在座的其他几位宰相，有的缄默不语，有的面露难色，更有与酷吏集团往来密切者，眼神中已流露出不以为然乃至隐隐的敌意。
“狄公此言差矣，”一位姓来的宰相捋须道，“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清除逆党，震慑不臣，乃巩固新朝之必需。若事事拘泥于常法，恐纵容奸佞，贻害无穷。”
“来相所言，固有其理。”狄仁杰目光平静地看向对方，“然‘巩固’二字，根基在于民心向背，在于律法公正。若凭罗织构陷便可定人生死，则人人自危，忠良钳口，岂是社稷之福？《周礼》有云：‘刑乱国用重典’，然我武周乃天命所归，万象更新，当示天下以宽仁，以法治，而非持续以‘乱国’之法待之。臣以为，当严令御史台、大理寺，复核诸案，重证据，轻口供，凡无实证者，应予平反，以安人心。”
他引经据典，将问题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层面，既维护了武周“天命所归”的正统性，又明确提出了“法治”与“宽仁”的主张，与酷吏那套以恐怖统治维系权力的逻辑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场争论并未立刻得出结果，但狄仁杰的声音，如同投入死水潭中的石子，已然在政事堂内激起了涟漪。他深知，触动酷吏集团的利益绝非易事，这必将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但他既在其位，便需谋其政，有些话语，必须有人来说。
退朝之后，他并未直接回府，而是前往吏部调阅一些旧档。行走在覆雪的石板路上，寒风凛冽，他却感到胸中有一股热气在涌动。并非因为权力的滋味，而是源于一种久违的、能够站在更高层面为民请命、匡正时弊的责任感。
然而，这份责任感之中，也夹杂着更深沉的思虑。他想起了复州那金黄的稻浪，想起了陈延之提及的“华胥”，更想起了那远在海外、制度迥异的国度。武媚（武曌）对那农技来源的探究，显然并非一时兴起。华胥的存在，以及它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可能性，如同一面镜子，悬在这神都的上空。
或许……狄仁杰心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与其让这来自海外的良法以一种暧昧不明、易引猜忌的方式渗透，不如……将其置于阳光之下？若能借此契机，尝试与华胥建立某种正式的、官方的联系，不仅可名正言顺地引进其先进农技乃至其他有益之学，惠及万民，亦可窥探其虚实，为这纷繁复杂的天下大势，增添一份新的考量？
这个念头如同一颗种子，在他心中悄然落下。他知道，此事关乎重大，牵涉极深，绝非一朝一夕可成，更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最稳妥的方式提出。但至少，一条或许能打破目前僵局、利国利民的新思路，已然在他这位新晋宰相的心中，清晰了起来。
他抬起头，望着雪后初霁、略显苍茫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他目光坚定，步伐沉稳。这庙堂之上，需要不同的声音，而这通往未来的道路，也需要有人去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