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令牌与短杖的重量尚在指尖留存，李贤便由元首办公厅的侍从引至了一处毗邻监察院衙署的独立小院。这里已被划定为司法巡察使的临时办公之所，院墙不高，爬满了苍翠的藤蔓，院中一株高大的凤凰木正值花期，绚烂如霞，为这处新辟的权柄之地添了几分不同于官署的生气。
他推开虚掩的院门，一眼便看见了那个倚在廊柱下的熟悉身影。云舒依旧是一身利落的劲装，墨色为底，仅在袖口与衣襟处用银线绣着细微的流云纹，与她清冷的气质相得益彰。她双手抱臂，似乎早已在此等候，见李贤进来，唇角微微上扬，勾勒出一个极淡却真实的弧度。
“巡察使大人，恭喜学成，新官上任。”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调侃，目光却敏锐地扫过李贤手中的令牌与节杖。
李贤见到她，心中最后一丝因独自面对未知而产生的紧绷感也松弛下来，不由失笑：“云舒姑娘，你就莫要取笑我了。若非你当年巴州道上的救命之恩，与这三年间的数次暗中回护，焉有李贤今日？”他走到近前，神情郑重，“元首已告知我，由你担任巡察副使，于我而言，是最大的助力与心安。”
云舒放下手臂，站直身体，神情也认真了几分：“职责所在，必当尽心。不过，李贤，”她直呼其名，语气是旧友间的熟稔，“你这位置可不好坐。从需要我拼死护卫的‘前朝余孽’，到如今手握巡察之权、可决官吏前程甚至生死的‘钦差’，这变化，你自己可曾细品过？”
李贤闻言，笑容微敛，他走到院中的石桌旁，将令牌与节杖轻轻放下，目光扫过这方小小的天地，沉声道：“如何不曾细品？正因品过，才知责任如山，如履薄冰。这权力是华胥予我的信任，亦是悬于我头顶的利剑。用之得当，可涤荡污浊，护佑良善；若有偏私，则祸患无穷，辜负所有。”
“你能如此想，便不负元首所托，也不枉我……”云舒话到一半，顿了顿，转而道，“好了，闲话少叙，既已搭档，该做事了。”
两人步入已被收拾出来的正堂，里面已有数名从监察院和律政司抽调来的文书、书记官在忙碌，将一箱箱卷宗搬运进来。空气中弥漫着纸张与墨锭特有的气息。
李贤与云舒在临时拼起的长案后坐下，开始翻阅近一年来各州郡上报的司法汇总以及一些引起争议的案例卷宗。李贤看得极快，眼神专注，时而提笔在旁边的纸上记录下疑点。三年的系统学习，让他对华胥律法的条文与精神已然烂熟于心，此刻运用起来，如臂使指。
“你看这里，”李贤将一份来自盘州某港口的卷宗推到云舒面前，“一宗涉及大唐商船与本地土人部落的货物损毁纠纷。判罚结果，商船主承担七成损失，理由是其未按当地习俗提前通报航行路线。依据的是《华胥商律》补充条例中‘尊重地方良俗’一款，但此款适用前提是‘不与根本法冲突’。此案中，商船主持有合法贸易许可，航行路线亦在官方航道内，地方习俗能否凌驾于通行权之上？判决似乎过于倾向保护本地利益，有地方保护之嫌，尺度拿捏恐失公允。”
云舒接过，迅速浏览，点了点头：“盘州开发不久，移民与土人混居，地方官员为求稳定，确有可能会在判决中不自觉地向弱势一方或本地势力倾斜。此案需重点复核，查明判官当时是否受到非法律因素干扰。”
接着，云舒也抽出一份卷宗：“还有这个，霞屿州上报的一起吏员贪墨案。同一衙署内，两名吏员贪墨数额相近，一人被判苦役五年，另一人仅判劳改一年，理由是其‘悔罪态度较好，且退赔积极’。然卷宗记载，前者家中贫寒，退赔艰难；后者家境尚可，迅速退清。这‘悔罪态度’与‘退赔能力’在量刑中占多大比重？标准是否统一？若因贫富差异导致同罪异罚，恐伤司法公正根基。”
李贤眉头紧锁：“这正是元首所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因财力多寡而有所区别。此案量刑不一，要么是律条解释模糊，要么是判官心存偏私。需查清缘由。”
随着翻阅的卷宗越来越多，类似的问题逐渐浮现：某县土地纠纷，判决执行受阻，疑似地方豪强暗中作梗；边远的雨林州，民众诉讼需长途跋涉至州府，成本高昂，无形中限制了诉权；甚至在天枢城本埠，一宗涉及格物院新技术专利的诉讼，也显示出专业判断与法律裁决之间的衔接尚有模糊地带。
李贤放下手中的卷宗，揉了揉眉心，看向云舒：“看来，这次巡察，绝非风平浪静之旅。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律条本身的疏漏，更可能是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网络、官僚体系的惰性，甚至是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新兴制度之间的碰撞。”
云舒指尖轻轻敲击着案面，目光锐利如她腰间的短剑：“光明之下，必有阴影。华胥立国不过十数载，制度虽新，人心却古。你我所行，便是要将这些藏在律法光辉下的阴影揪出来。前路明暗交织，正好，”她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让我这柄剑，不至于生锈。”
李贤迎上她的目光，心中那份因重任而产生的忐忑，渐渐被一种并肩而战的坚定所取代。他深知，这条巡察之路，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淬炼，亦是对华胥法治信念的一场严苛考验。而身边有云舒这柄最可靠的“剑”，他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