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大捷的余威尚在朝堂回荡，新军锋镝的寒光犹自映照在勋贵武将们惊疑不定的脸上，林弈却已将目光投向了另一片看不见硝烟，却同样关乎国本、甚至更为根本的战场——教育。
一份名为《请广设官学、厘定新科举疏》的奏章，如同投入深潭的第二块巨石，在帝国的文官系统与世家大族中，激起了远比军事改革更为汹涌、也更为隐秘的暗流。
疏中直言，当下科举取士，多重诗赋辞章，少涉经世致用之学，且多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子弟晋升无门。长此以往，官员只知空谈，不晓实务，于国于民，皆为弊政。故奏请：一，于各州府县广设官立学堂，遴选良师，教授经义、算学、律法、地理乃至格物等“实学”，束修低廉，向所有适龄童子开放；二，改革科举，在传统经义之外，增设策论、算学、律法等实务科目，并提高其取士权重。
此疏一出，无异于向掌控知识话语权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及其在朝堂的代言人，发起了最直接的挑战。
“荒谬！简直荒谬绝伦！”礼部侍郎、出身清河崔氏的崔文博，在自家书房内气得浑身发抖，将一份抄录的奏疏副本狠狠摔在桌上，“经义文章，乃圣贤之道，立国之本！算学、律法、格物？此等匠人之术，奇技淫巧，焉能登大雅之堂，与圣贤书并列科场？！”
“父亲息怒。”其子崔明远在一旁劝道，“林弈此举，分明是要掘我世家根基！若让那些泥腿子都能入学读书，都能凭这些杂学考取功名，我等累世清名，门第之望，将置于何地？”
“他这是要毁了千年的规矩！”崔文博胸口剧烈起伏，“绝不能让此等祸国殃民之策施行！”
很快，一场针对新学与官学的舆论风暴，在世家力量的操纵下，悄然掀起。
先是几位以“清流”自居、实则与世家关系密切的翰林学士和御史，在各种诗文唱和、清谈雅集上，开始“忧心忡忡”地议论：
“听闻林大人欲以匠作之术取代圣贤之道，此非本末倒置乎？”
“算学固然有用，然终究是末节。若人人钻研此道，谁还去体悟圣人的微言大义？礼崩乐坏，始于足下啊！”
“广设官学？说得轻巧！朝廷哪来如许钱粮？最终不过是加赋于民，徒增扰攘！更何况，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岂是随便什么识几个字的人都能担当？若让些不通经义的匠人、胥吏去教授蒙童，岂非误人子弟，贻害无穷？”
这些言论，经过精心包装，以“维护道统”、“体恤民力”、“珍惜人才”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散播出去，很快在士林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共鸣。许多读惯了圣贤书、视科举为正途的读书人，本能地对这些“歪门邪道”产生排斥。
紧接着，在讨论具体实施的朝会上，阻力变得具体而微。
户部尚书首先叫苦：“陛下，林大人所奏，立意虽好。然广设官学，校舍、师资、束修补贴，无一不需巨额银钱。去岁国库虽因新政稍裕，然北疆用兵，各地水利，在在需款，实在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开支啊！”这是以财力不足为由，行拖延之实。
礼部尚书则从“法理”角度质疑：“科举取士，自有成例。骤然加入算学、律法，如何考核？标准如何界定？若考官自身都不通此道，如何评判？只怕届时取士不公，更生事端！”这是以技术难题，设置障碍。
更有甚者，在一些已开始试点筹建官学的地方，出现了种种“怪事”。
江宁府上报，已选定用于修建官学的土地，突然被查出“产权纠纷”，原主（某位致仕官员的家族）一纸诉状告到了府衙，要求归还“祖产”。
山阳府则奏报，当地几位颇有声望的老秀才、塾师联名上书，痛陈官学“扰乱乡学，不合礼制”，并宣称若官学开办，他们将集体罢教，不再收徒。
舆论的贬低，朝堂的刁难，地方的抵制……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张柔软却极具韧性的巨网，试图将教育改革这艘刚刚启航的船只，死死困在岸边。
面对这不同于军事对抗的软钉子，林弈并未动怒，也未有丝毫气馁。他深知，思想文化的争夺，是根基之战，远比刀光剑影更为漫长和复杂，更需要耐心与策略。
他没有在朝堂上与崔文博等人进行无谓的口水之争，而是另辟蹊径。
数日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经世致用研讨会”，在京城郊外一座隶属于皇家庄园、环境清幽的别院中举行。与会者并非全是高官显贵，其中有精通算学、负责漕运核算的户部老吏，有熟谙律法、屡破奇案的刑部能员，有多年勘探山川、绘制舆图的工部匠师，甚至还有几位被王百万请来的、对海外风物和新兴技艺有所了解的商人。
林弈亲自主持，他让这些“专业人士”，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向与会的部分中立派、甚至略带疑虑的官员，讲解算学在治理黄河、计算粮饷中的关键作用；律法在平息讼争、安定地方中的重要意义；地理在行军布阵、开发资源中的不可或缺……
他没有空谈理论，而是将这些“杂学”与具体的国计民生、军政大事紧密联系起来，展示其不可或缺的实用价值。
“若不通算学，如何能理清田亩，杜绝隐漏？如何能核算漕运，减少损耗？”
“若不明律法，如何能公正断案，使民无冤抑？如何能订立契约，保障商贾？”
“若不知地理，将军如何运筹帷幄？官员如何因地制宜？”
一连串的反问，结合活生生的案例，让许多原本对“新学”抱有偏见的官员陷入了沉思。他们发现，这些被贬低为“匠术”的学问，似乎……真的很有用。
与此同时，林弈授意帝党官员，在《京报》等可控的舆论阵地上，连续刊发文章。文章不直接反驳世家言论，而是大量列举因不通实务而导致的政事贻误案例，如某地县令因不懂水利，盲目征发民夫，导致河堤溃决；某位将领因不察地理，孤军深入，遭遇埋伏……并巧妙地引用先贤“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论述，为“实学”正名，将“经世致用”拔高到践行圣人之道的高度。
舆论的天平，开始发生微妙的倾斜。
而对于地方上的阻力，林弈则采取了更务实的策略。他通过皇帝，下了一道措辞温和但态度坚决的旨意，要求各地督抚“体察朝廷育才苦心，妥善办理官学事宜，遇有阻挠，查明实情，据理处置”。同时，他暗中指示王百万等商人，以“捐资助学”的名义，为那些真正愿意推行官学却又苦于经费的地方官员，提供一定的资金和物料支持。
面对江宁府的土地纠纷，皇帝直接指派了钦差，重新勘定，快刀斩乱麻，确认了官学用地的合法性，并申饬了那位意图阻挠的致仕官员。
面对山阳府塾师的联合抵制，当地知府在林弈的暗示下，并未强行压迫，而是派人逐一拜访，许以“官学名誉教习”的虚衔和一定的津贴，并承诺官学主要面向蒙童启蒙，与他们的私塾生源并不完全冲突，软硬兼施之下，抵制联盟很快瓦解。
一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抵制浪潮，在林弈多管齐下、精准施策的应对下，如同重拳打在棉花上，力量被悄然化解、吸收。
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世家大族绝不会轻易放弃对知识的垄断，但官学的星星之火，已然在帝国各地，艰难却顽强地点燃。思想的藩篱，被撬开了一道缝隙。
林弈站在兵部衙门的窗边，看着庭院中那棵在寒风中依旧挺立的青松。他知道，教育之争，是比军事、经济改革更为深刻的变革。它争夺的是帝国的未来，是下一代人的思想和灵魂。
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但他有信心，当官学中走出的、既通晓圣贤道理又明达世务的新一代学子，逐渐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时，今日所有的非议与阻挠，都将成为历史的尘埃。
根基之战，他已落下了至关重要的第一子。胜负，尚未可知，但方向，已然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