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个人，死得很惨。
第一个是便利店女店员，夜班时喉管被割开，当场失血过多身亡。
第二个是外卖骑手，被连捅七刀扔进河里，手机钱包全被拿走，家中有妻子孩子，靠他养活。
第三个，是位刚毕业的男大学生，应聘回家的路上被闷棍袭击，生前挣扎过，尸体被扔在废弃厂房，发现时已经过了三天。
警方说赵星辰这次杀人“手法冷静，计划完整”，不像激情犯罪，更像“练习过”。
消息公布的那天，网上吵成一片。
有人说李悦是帮凶。
说她“一手捧出一个连环杀人犯，还拿着法律的旗子自诩正义”。
说她“嘴唇涂着口红，心里藏着刀”。
她没回应。
她只是坐在办公室，望着窗外。
不久后，第一位受害者的母亲找来了律所。
她是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衣，手里拎着塑料袋，神情恍惚。
她站在前台，说：“我要找李悦律师。”
前台问她预约没，她摇头，说：“我女儿是被她放出去的人杀的。”
前台一愣，立刻去请李悦。
李悦没有躲。
她走下楼时，那女人猛地扑过来，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那力道不重，却清脆、响亮。
全律所瞬间安静了。
她没有躲，也没有还手。
女人哭着喊：“你是律师！你明明知道他有问题！你明明可以让他坐牢的！”
她脸颊火辣，但语气依旧平静：“证据不足，我只能按合理怀疑辩护。”
“合理？”那女人声音尖锐，“我女儿死了喉咙都被划开，你告诉我合理？”
“我不是凶手。”她低声说。
“你不是”女人说，“那谁是，你不放姓赵的出去，我女儿能死吗！”
李悦站着，一动不动。没有一句辩解。
前台试图劝走那女人，但她不肯走，说她好不容易打听到这家律所的地址，“我不是来闹的，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女儿照片，看你害死的是个什么人。”
她从袋子里掏出几张照片，塞到李悦手里。
照片上是个笑得干净的女孩，戴着帽子，站在超市货架边上，笑着比耶。
“她上大学省吃俭用，还打三份工，”那女人哽咽，“她连谈恋爱都不敢，因为怕分心，你看看，她不是花一样的年纪吗？她招谁惹谁了？”
李悦看着照片，脸色苍白。
女人掏出最后一张照片，几乎是嘶吼着塞给她：“你看看她死的时候长什么样！！”
照片模糊，血迹斑斑，女孩的表情扭曲，嘴唇发紫，眼睛睁着，像死不瞑目。
李悦手一抖，那照片落在地上。
女人蹲下身，拾起那照片，冷冷说了一句：“你一辈子都得记着这张脸。”
之后的几天，她接连见到了另外两个家属。
他们不是来闹的。他们只是，在她出庭结束后，站在法院门口，静静看她。
不言不语，只看着。
其中一人手里捧着骨灰盒。
另一个人拎着锦旗，跟她“胜诉”那天赵家送来的一模一样。他走到她面前，把锦旗用剪刀剪成两半，丢在地上。
她看着那些眼神，没有什么可以辩解。
她想说什么，嗓子却哽住了。
有一次，她去参加法律协会的闭门会议，讲完辩护伦理，刚从会议厅出来，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拦住。
他面色灰白，眼底发青，一看就是多日未眠。
“你就是李悦？”
她点头。
他盯着她，像是在看一具伪装得太好的尸体：“你记得你放出去那个人杀的第三个吗？是我儿子。”
她睁大眼。
“他找工作三个月，每天步行三公里回家。他要是晚十分钟，就不会遇上那个人。”
他咬着牙，手指颤抖着指她鼻子：“他求过饶的！求他别杀他！但那个人说了一句——‘为什么不杀你，杀了你也不犯法，法律都说我没罪！’”
他说完这句话，什么也没做。
只是慢慢地，吐了口血。
是内出血。情绪崩溃引发的自发性胃溃疡。
李悦报了急救，在医院门口陪他坐了整整一夜。
他说梦话，一直在说：“儿子……儿子别走……”
她坐在冰冷的医院走廊里，双手紧握，眼神空洞。
没有人能听见她心里的呐喊。
“我不是凶手……”
“我只是个律师……”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但她也知道，她再不会是“无辜的”。
那三条命……终究还是要记在她账上。”
三个月后，初冬。
天很冷，空气干得像刀子，地上落着未融的雪渣。李悦从法院出来时，身上只披了件黑色呢子大衣，手里拿着一份判决副本，没有回头。
判决书上最后一行写着：
被告赵星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她将文件折起来，放入包中。头顶是厚重的铅灰色云层，像是压在人胸口的沉默审判席。
她走到一处无人的长椅坐下，掏出手机，翻到一个联系人界面——死者家属代表，何语沫，女，22岁，是第一个被杀女孩的姐姐。
屏幕上，是一连串未读短信。
【你是律师，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有没有一丝内疚？】
【你就真的相信他无罪？还是你只在乎赢？】
她一直没回。不是不能，是不敢。
但那天晚上，她点开了何语沫的微信，发了第一条消息：
“很抱歉。”
很久之后，对方才回了四个字：
“你有什么脸说这句话？”
她盯着那句话，久久没动，直到手机屏幕暗了下去。
那段时间，她开始做一件没人知道的事。
每月五号，给那三位死者的家属转账一笔钱。不是很多，也从不署名。她通过别人的账户、中介、甚至转给社区的“匿名补助”，一点点地、笨拙地，试图将那个数字——那三条命，在心里“衡量”清楚。
但她知道，永远不会清楚。
因为有一次，她偷偷去参加了一场互助会——是其中一位死者家属自己举办的，只来十几个人。她穿着黑衣坐在最后排，低头听他们说话。
一位父亲哽咽地说：
“她小的时候特别怕打雷，总钻我怀里，说‘爸爸抱抱我’。我现在特别想告诉她，我没抱住你，我没用。”
那一刻，李悦的手紧紧攥着伞柄。
她从未见过那位女孩，但此刻，那道雨夜中的尸体的照片、法院门口的哭声、以及表哥赵星辰那一句“再帮我一次吧”，像一根根钉子，钉进她脑子里。
那一晚她吐了，在洗手间里吐得几近虚脱。
她曾以为，正义与冷静是可以并存的。她以为自己能做一个无所畏惧的“操刀者”——剖开案子、撬动逻辑、将法律与人性剥离干净。
可她低估了“选择”的代价。
她后来的确没有再接过亲属介绍的案子，也不再碰那些“模糊”的刑事辩护。她专攻经济犯罪、合同纠纷、行政诉讼，凡事都留证据，避开感情。
她的风格更冷了，语速更稳，提问更锐。连律所的年轻律师都怕被她盯着案卷。
但她变了。
没有人知道，她的案台抽屉里一直锁着一个U盘，里面存着赵星辰案的完整卷宗、庭审录像，以及她自己的一份自述：
“我无法为他们复活任何人，但我必须记住我是怎么害死他们的。”
她没有原谅自己。
也没有等待别人原谅她。
有一次，她下班很晚，走进一家便利店。
收银员是个年轻女孩，看到她有点激动地说：“你是李律师吧？我认得你……你在性骚扰案里帮那个女生赢了。”
李悦愣了一瞬，然后点头，微笑。
女孩说：“你那时候真的很酷。你不是说‘正当防卫的边界，不该由性别或沉默决定’，我一直记得你说的这句话。”
李悦接过找零时，说了一句：“谢谢。”
走出便利店，夜风很冷。她把围巾往上扯了扯，站在街头，一时间竟有些恍惚。
她忽然意识到，有人记得她的好，也有人永远记得她的错。
两者并不相互抵消。
几年之后，她接受了一次极短的访谈，媒体请她评价一句话：“律师是替坏人脱罪的。”
她只说了一句：
“我做过对的选择，也做过错的选择。不是所有错都能补偿，但我愿意一生背负那些名字。”
那天，她穿着黑衣走出录影棚，天色将黑未黑，街角橱窗映出她的身影。
镜中人神情冷峻、眼底幽深，仿佛看不清自己站在哪条线上。
她轻声自语：
“我不是好人，但我不想再做帮凶。”
她，李悦，三十六岁。
人前冷面如刃，人后雨落无声。
可她知道，有些债，不是能还清的，而是用一生来守着它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