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把新绳子放在刘好仃桌上时，阳光正斜斜切过办公桌一角，照在收纳袋上，“原型1号”四个字被晒得微微发白。刘好仃没抬头，手指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句：“人走稳了，货自然跟上。”然后按了保存。
“接下来干啥？”小林问，顺手把绳子往灯座旁边一搁，两件东西挨着，像一对展品。
“干活。”刘好仃合上电脑，拉开抽屉取出三支不同颜色的记号笔，“上午开会，下午分头查资料，晚上汇总。”
“查啥？”
“外国人怎么走路。”他拧开一支蓝笔，在白板上写下：“市场需求调研启动会——第一步，别把‘共步’当笑话讲出去。”
小阮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保温杯，杯盖还没拧紧，茶香飘了一路。她瞥了眼白板，说：“人家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那就让他们先听懂‘绊倒’。”刘好仃画了个歪歪扭扭的人形，“全世界绑一条腿走路的人都会摔，这事儿不分国籍。”
阿强和小陈前后脚进来，一个抱着笔记本，一个拿着手机支架。小陈把支架往桌上一放：“我昨晚搜了一堆关键词，‘team building abroad’‘cross-cultural training’，跳出来全是西装革履拍宣传片的。”
“那你换中文搜。”刘好仃递过蓝笔，“‘外国人学走路’。”
小陈愣住：“真写这个？”
“写‘协作模式本地化适配初探’。”刘好仃在白板上补了标题，“但心里要想着‘怎么让老外也摔一跤’。”
会议室里笑起来，像炉火被风撩了一下。
会议开了四十分钟，没人提“品牌出海”，也没人说“文化输出”。他们聊的是东南亚工厂的午休时长、德国车间的换班节奏、南美工人对指令反应的延迟时间。小阮翻出几份行业年报，指着一段数据：“越南的制造业人力成本比我们低18%，但离职率高一倍，说明团队稳定性差——这不就是‘共步’能补的？”
“对。”刘好仃用红笔圈住那行数字，“人家缺的不是绳子，是踩准节奏的人。”
阿强突然举手：“我表弟在迪拜打工，他说那边工人都不爱说话，干活靠眼神。”
“那正好。”小阮笑，“咱们这模式，本来就不靠嘴。”
他们决定分三路走：小阮负责查公开报告和学术论文，阿强联系海外熟人发问卷，小陈主攻线上调研平台，扒用户评论和论坛帖子。刘好仃自己则翻出旧通讯录，准备约几个外贸口的老熟人喝早茶。
散会后，小林蹲在白板前，用绿笔在角落画了只歪腿小人，底下写：“摔得漂亮。”
三天后，资料堆满了休息角的长桌。
小阮打印出厚厚一叠pdF，封面标题是《全球制造业团队协作痛点分析》，里面密密麻麻标注着荧光色。“数据太多了。”她揉着太阳穴，“有的说员工怕担责，有的说语言不通，还有的干脆写‘老板从不听我们说话’。”
阿强的问卷回收率不到三成，回复里一半是“太忙没空填”，另一半是“你们这问题像心理测试”。他唯一拿到的有效信息来自表弟：“迪拜那边，两个不同国家的工人能共用一把扳手，但从不一起吃饭。”
小陈更惨。他在三个调研平台发布问卷，系统提示“内容涉嫌娱乐化”，两次被下架。第三次他改了措辞，把“绑腿走路”换成“双人同步任务执行意愿调查”，总算通过，结果回收的五百份里，三百人以为是游戏任务，留言写着“这关卡设计挺难”。
“咱们是不是……太土了？”小陈把手机扣在桌上，“人家连问题都看不懂。”
“不是土。”刘好仃翻着他电脑屏幕，“是他们没遇到过这种事。就像退火曲线，没经历过应力释放的人，看不懂那段平缓线有多重要。”
他抽出一张A4纸，画了三条线：一条陡升陡降，一条平稳缓行，一条忽高忽低。
“第一种是急着出成果的，第二种是慢慢磨合的，第三种是根本没节奏的。”他指着中间那条，“咱们要找的，是第二种人——他们知道慢才有稳。”
小阮点头：“所以不能只看数据，得看背后的人。”
他们重新筛选信息，剔除那些只讲效率不提关系的报告，留下关注“信任建立周期”“非语言协作案例”的内容。刘好仃让小李帮忙找了几段海外工厂的监控视频，慢放看工人交接工具时的手势、换班时的眼神交流。
“你看这个。”他暂停在一帧画面上，两个南美工人在传送带边碰了下拳头，没说话，但动作整齐划一，“他们不用绳子，但节奏对上了。”
“那就是‘共步’。”小阮说。
可问题也来了——数据太散，标准不一。德国报告强调流程规范，印度研究关注宗教差异，巴西的案例则把协作归因于“工地文化”。他们试图用统一模型分析，结果越理越乱。
“就像用一把尺子量三种温度。”阿强叹气，“根本对不上刻度。”
刘好仃没说话，第二天请来了老张的徒弟——老陈，退休前在外贸公司做数据分析。老陈戴着老花镜，翻了两小时资料，抬头说：“你们这调研，像拿温度计测风速。”
“啥意思？”小陈问。
“工具不对。”老陈指着屏幕，“你们想测的是‘人心怎么靠近’，可用的全是‘人怎么干活’的数据。差了半拍。”
他建议做数据清洗：去掉那些只统计生产效率、员工流动率的报告，重点保留涉及“非正式互动”“跨班组合作频率”“冲突调解方式”的内容。然后用“协作敏感度”作为新指标，重新建模。
他们干了整整两天。小阮负责分类，阿强做标签，小陈写分析脚本。刘好仃坐在角落，一边听录音——老张修窑时哼的号子，一边在纸上画新的曲线图。
“发现一个怪事。”小陈突然抬头，“中东有个厂，工人来自八个国家，语言全不通，但他们用一套手势系统，连新人都三天就上手。”
“什么手势？”
“拍肩膀是‘小心’，指地是‘停’，转手腕是‘换人’。”小陈调出一段模糊视频，“最绝的是，他们交接工具时，会轻轻敲两下对方掌心，像打摩斯密码。”
“这不是语言。”小阮眼睛亮了，“是信号。”
“对。”刘好仃在本子上记下，“有人用嘴说，有人用手敲。只要节奏对，都能通。”
可就在他们以为摸到门道时，更大的问题来了。
周五下午，四人围桌讨论初步结论。小阮认为东南亚市场最有机会，因为文化相近、制造业扩张快；阿强倾向中东，理由是多国混编工人多，协作需求大；小陈却看好南美，说那边工人性格开放，容易接受新方式。
“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小陈问。
“不够。”刘好仃摇头，“我们只知道‘可能有用’，不知道‘到底怎么用’。”
“可数据都分析完了。”阿强指着投影，“模型也建了。”
“但没人试过。”刘好仃翻开笔记本，一页页全是手绘的协作场景，“我们不知道老外会不会觉得这像过家家，也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摔这一跤。”
会议室安静下来。
第二天，刘好仃约了老陈喝茶。老陈听完，沉默片刻，说：“你们现在就像站在雾里看山，影影绰绰觉得有路，可迈一步都怕踩空。”
“那怎么办？”
“小范围试。”老陈吹了口茶，“找一家厂，哪怕只有十个人，让他们真绑上腿走一圈。数据再准，也不如一次实测。”
“可怎么找这家厂？”
“先别想远。”老陈放下杯子，“你们得先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最需要‘共步’？”
刘好仃回来时，天快黑了。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看见小阮还在改ppt，阿强在核对问卷翻译，小陈对着视频一帧帧记手势代码。
他没开灯，走到白板前，擦掉原来的标题，在中间写下一行字：
“谁最怕摔？”
然后在下面画了三个圈：新工厂、多国籍班组、高流动率车间。
他转身问：“如果只能选一个地方开始，你们投谁？”
小阮抬头：“新工厂。一切从零开始，最容易塑节奏。”
阿强说：“多国籍班组。差异最大，需求最急。”
小陈盯着手机，突然说：“高流动率车间。人总走，说明待不住，也许就是缺那根绳子。”
刘好仃看着三个答案，没表态。他拿起红笔，在“多国籍班组”上画了个勾，又在旁边加了个问号。
“下周。”他说，“我们先试着联系两家海外厂，一家是新加坡的电子装配线，八国工人混编；另一家是墨西哥的汽配车间， turnover率35%。”
“只联系？”
“先问他们一个问题。”刘好仃写下，“你们有没有一对从不说话，但必须一起干活的工人？”
小阮笑了：“这问题够刁。”
“不是刁。”刘好仃收起笔，“是实在。他们答得出来，说明看见了裂缝；答不出来，更得试试‘共步’。”
他关灯出门时，顺手带上了那盏未点亮的炉火灯。灯座底部的字在黑暗中看不见，但他记得清楚。
共火未燃，心已同温。
走到车棚，他停下，从包里翻出手机，拨通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号码。
“喂，老李吗？我是刘好仃。
你那边……现在还有没有那种谁也不理谁，但非得搭伙干活的班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