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八，起止于公元580年（庚子年），共一年。
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年 ，庚子年）
春天一月癸巳日，周天元去太庙祭祀。
戊戌日，陈国任命左卫将军任忠当南豫州刺史，负责长江沿线的军事防御工作。
乙卯日，北周开始向进入市场的人每人收一钱的税。
二月丁巳日，周天元到露门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
戊午日，突厥到北周进贡，同时来迎接千金公主。
乙丑日，周天元把制度改成叫“天制”，诏书改成叫“天敕”。壬午日，把天元皇太后尊称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尊称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日，下诏让杨后和其他三位皇后都称太皇后，司马后就直接称皇后。
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是天元皇帝堂祖父那一辈的哥哥。宇文亮儿子西阳公宇文温的老婆尉迟氏，是蜀公尉迟迥的孙女，长得特别漂亮，作为宗室妇女进宫朝见。天元皇帝请她喝酒，然后强迫她和自己发生关系。宇文亮听说这事儿后，特别害怕。三月，军队回朝，到了豫州的时候，宇文亮就密谋袭击韦孝宽，兼并他的部队，推举家族里的长辈为主帅，然后大张旗鼓往西进军。宇文亮封国的官员茹宽知道了这个计划，提前告诉了韦孝宽，韦孝宽就偷偷做好了防备。晚上宇文亮带着几百骑兵去袭击韦孝宽的营地，没成功就逃跑了。戊子日，韦孝宽追上并杀了宇文亮，宇文温也受牵连被杀。天元皇帝马上把尉迟氏召进宫中，封她为长贵妃。辛卯日，封宇文亮的弟弟永昌公宇文椿为杞公。
周天元去同州的时候，把候正、前驱、式道候这些侍卫增加到三百六十重。从应门一直到赤岸泽，几十里的路上，旗帜遮天蔽日，音乐声不断。还让虎贲卫士拿着兵器骑在马上，喊着“警跸”开道。乙未日，把同州宫改名叫成天宫。庚子日，回到长安。下诏让天台的侍卫官员都穿五种颜色以及红、紫、绿这些颜色的衣服，用杂色做衣服的边，叫“品色衣”，遇到大事的时候，和公服交替着穿。壬寅日，下诏让宫里宫外有封号的妇女都拿着笏板，去宗庙和天台朝拜的时候，都得像男人一样俯伏行礼。
天元皇帝打算立五个皇后，就问小宗伯狄道人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说：“皇后和天子是平等的地位，不适合立五个。”太学博士西城人何妥说：“以前帝喾有四个妃子，虞舜有两个妃子。以前的人数，哪有固定的呢！”天元皇帝听了特别高兴，就免了辛彦之的官职。甲辰日，下诏说：“大地的品德和皇后相匹配，土的数字是五，除了四个太皇后之外，可以再增设一个天中太皇后。”于是封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又造了五个下帐，让五个皇后各住一个，把宗庙的祭器放在前面，自己读祝版进行祭祀。还用五种不同的车拉着妇人，自己带着身边的人步行跟着。他还喜欢把鸡倒着挂在车上，把瓦片打碎在车上，听它们发出的声音来取乐。
夏天五月癸亥日，尚书左仆射陆缮去世。
己巳日，周天元祭祀太庙；己卯日，举行求雨的大型祭祀；壬午日，到仲山去求雨；甲申日，回到宫中，让京城的男男女女在大街小巷奏乐迎接。
癸巳日，陈国任命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仆射。
北周的杨后性格温柔婉约，不嫉妒别人，其他四个皇后以及嫔妃们，都很喜欢并且敬重她。但天元皇帝越来越昏庸残暴，喜怒无常，有一次责备杨后，想给她治罪。杨后举止安详，言辞神色都不屈服，天元皇帝大怒，就赐杨后死，逼她自杀，杨后的母亲独孤氏到宫中求情谢罪，磕头磕得流血，杨后才免于一死。
杨后的父亲大前疑杨坚，地位高、声望重，天元皇帝很忌惮他。有一次天元皇帝生气地对杨后说：“我一定要灭你们全家！”然后召杨坚进宫，对身边的人说：“他要是脸色变了，就杀了他。”杨坚来了之后，神色自如，天元皇帝才没动手。内史上大夫郑译，和杨坚从小一起上学，觉得杨坚相貌不凡，就一心和他结交。杨坚被皇帝猜忌后，心里不安，有一次在永巷，私下对郑译说：“我一直想出京到藩镇去，这你是知道的，希望你多留意一下！”郑译说：“凭您的品德和声望，天下人都心向您。想要为您多谋福，我哪敢忘呢！我马上找机会说。”
天元皇帝准备派郑译去攻打陈国，郑译请求确定元帅。天元皇帝问：“你觉得谁合适？”郑译回答说：“要是想平定江东，除非是皇帝的亲戚或者重要大臣，否则没办法镇抚。可以让随公杨坚去，并且让他当寿阳总管来督管军事。”天元皇帝同意了。己丑日，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让郑译调兵到寿阳会合。杨坚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得了脚病，没去成。
甲午日晚上，天元皇帝坐着皇帝专用的车驾，去天兴宫。乙未日，身体不舒服就回来了。小御正博陵人刘昉，向来因为狡猾谄媚得到天元皇帝的宠幸，和御正中大夫颜之仪都被皇帝亲近信任。天元皇帝把刘昉、颜之仪叫到卧室，想把后事托付给他们，结果天元皇帝嗓子哑了，说不出话。刘昉见静帝年幼，杨坚又是皇后的父亲，名声很大，就和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人韦謩、御正下士朝那人皇甫绩商量，要拉杨坚来辅佐朝政。杨坚坚决推辞，不敢接受。刘昉说：“您要是干，就赶紧的；不干的话，我自己干。”杨坚这才答应，声称接受诏书进宫侍奉皇帝养病。柳裘是柳惔的孙子。就在这一天，天元皇帝去世了。他们先不公布死讯。刘昉、郑译假传诏书，让杨坚总管内外兵马事务。颜之仪知道这不是皇帝的旨意，拒绝服从。刘昉等人起草好诏书签了字，逼颜之仪也签字，颜之仪大声说：“皇帝驾崩，继位的皇子年幼，辅佐朝政的重任，应该交给宗室中有才能的人。现在赵王年龄最大，论亲近和品德，都应该担当这个重任。你们这些人深受朝廷的恩典，应该想着尽忠报国，怎么能一下子就把国家大权交给别人呢！我颜之仪宁死也不会欺骗先帝。”刘昉等人知道不能让他屈服，就代替颜之仪签了字然后施行。各个卫队接到诏书后，都听从杨坚的指挥。
杨坚担心在外地的藩王们发生变故，就以千金公主要嫁给突厥为借口，征召赵、陈、越、代、滕五王进京。杨坚索要皇帝的玉玺，颜之仪严肃地说：“这是天子的东西，自有主人，宰相为什么要索要！”杨坚大怒，命令把他拉出去，要杀他；但因为颜之仪有威望，就把他派到西边当郡守。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对应南陈太建十二年）的权力风云，字里行间尽显专制皇权下的荒诞与残酷，也暗藏着王朝更迭的伏笔。从现代视角审视，这段历史至少折射出三个关键命题：
专制皇权的“失控性”：个人私欲对制度的碾压
北周天元皇帝宇文赟的统治，堪称“权力不受约束”的典型样本。他的行为逻辑完全围绕个人欲望展开：为满足淫欲，强行霸占从侄媳尉迟氏，甚至为此诛杀宗室杞公亮父子，将伦理与法度踩在脚下；为彰显“神性”，将“制”改为“天制”、“敕”改为“天敕”，给太后们叠加冗长尊号，立五皇后并以“土数惟五”强行附会，把政治仪式变成个人炫耀的舞台；为追求享乐，出行时设置三百六十重仪仗，数十里幡旗遮天，甚至以倒悬鸡、碎瓦于车，观百姓号呼为乐，将民力与尊严视为玩物。
这种统治模式的本质，是专制皇权缺乏制衡的必然结果——当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且无需对任何主体负责时，个人的昏聩、暴虐便会直接转化为国家意志，制度沦为点缀，百姓沦为工具。宇文赟的“改制”从未触及民生与治理，仅停留在名称与仪式的折腾，恰是这种“失控皇权”的注脚：他在意的从不是王朝稳固，而是权力带来的绝对支配感。
权力交接的“脆弱性”：专制体系下的继承危机
宇文赟的暴亡与杨坚的崛起，暴露了专制王朝权力交接的致命漏洞。当宇文赟病危无法言语时，皇权的真空瞬间引发博弈：刘昉、郑译等近臣以“静帝幼冲”为由，跳过宗室（如赵王宇文招），选择杨坚辅政，本质是官僚集团对“稳定代理人”的选择；颜之仪以“阿衡之任宜在宗英”反抗，代表传统“宗法制”对皇权继承的规范诉求，但最终被强权压制。
这种博弈的核心，是专制体系缺乏明确的权力过渡机制。既没有制度化的储君培养体系（静帝年仅8岁），也没有制衡权臣的力量（宗室诸王被征入朝，失去兵权），更没有文官集团的独立话语权（颜之仪的反抗孤立无援）。于是，权力交接沦为“谁先控制宫廷、谁能矫诏”的丛林游戏。杨坚的成功，并非源于“天命”，而是精准抓住了制度漏洞：以“外戚”身份获得合法性，以“辅政”名义控制军权，以“征诸王入朝”消除潜在威胁——这一切都依赖于专制体系下“枪杆子”与“话语权”（矫诏）的结合。
个体在权力漩涡中的“异化”：从棋子到博弈者
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几乎都被权力异化为工具或博弈者：
--杨后（杨坚之女）虽“性柔婉”，却因皇后身份成为父亲崛起的政治资本，甚至险些被丈夫宇文赟赐死，沦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尉迟氏因美貌被强占，从宗室妇变为“长贵妃”，她的命运与家族兴衰（祖父尉迟迥后来反杨坚）捆绑，始终是男性权力的附属品；
--郑译、刘昉等近臣，以“狡谄得幸”，却在关键时刻成为改朝换代的推手，他们的选择无关忠诚，只论利益；
--颜之仪坚守“忠君”底线，却因“民望”仅得以免死，折射出传统道德在绝对权力面前的苍白。
即便是杨坚，也从“被猜忌的外戚”演变为“夺权者”。他最初的“固辞”与最终的“从之”，本质是对权力风险的权衡——当刘昉说出“公若为，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也”时，他已没有退路。在专制体系中，个体要么成为权力的奴隶，要么成为驾驭权力的“枭雄”，鲜有中间道路。
历史的启示
这段记载不仅是北周灭亡、隋朝建立的前奏，更揭示了专制制度的内在悖论：它依赖“明君”维系稳定，却无法阻止“昏君”滥用权力；它试图以“宗法”“礼制”规范秩序，却在权力真空时必然陷入血腥博弈。宇文赟的荒诞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杨坚的崛起则以新的集权模式终结了混乱——但这种“以暴易暴”的循环，恰是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常态。
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最深刻的警示在于：权力若缺乏约束，再华丽的“天命”说辞，再繁琐的“礼制”包装，都无法掩盖其吞噬人性、撕裂社会的本质。而一个健康的制度，应当让权力运行在规则之下，让个体不必在“顺从”与“篡夺”之间二选一，这或许是千年后的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最该深思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