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浑和王濬一直没完没了地争功劳，皇帝就让廷尉广陵人刘颂来调查这事，刘颂最后判定王浑是上等功劳，王濬是中等功劳。皇帝觉得刘颂判定得不合理，就把他降职为京兆太守。
庚辰日，皇帝给贾充增加食邑八千户，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封为当阳县侯；王戎封为安丰县侯；封琅邪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为亭侯；给京陵侯王浑增加食邑八千户，晋爵为公；尚书关内侯张华进封为广武县侯，增加食邑一万户；荀勖因为专门负责起草诏令有功，封他一个儿子为亭侯；其他各位将领以及公卿以下官员，也都根据情况得到了不同的赏赐。皇帝因为平定吴国，到羊祜庙里去祭告，还封羊祜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
王濬觉得自己功劳特别大，却被王浑父子和他们那一帮人打压，每次进宫拜见皇帝，就跟皇帝说自己讨伐吴国的辛苦，还有被冤枉的情况，有时候气得不行，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走了。不过皇帝每次都原谅他。益州护军范通就跟王濬说：“你功劳确实很大，但是怎么对待功劳这事儿，做得还不够完美。你凯旋回来的时候，就应该戴着头巾，回到自己家里，嘴里别提平定吴国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这都是皇上圣明，各位将领给力，我老头子哪有什么功劳！’这就像蔺相如让廉颇服气那样，王浑听了能不愧疚吗！”王濬说：“我一开始是吸取邓艾的教训，怕给自己招来灾祸，所以不能不说。可到最后还是没办法把这事儿从心里放下，看来我还是心胸不够宽广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王濬功劳大，得到的回报却少，都替他感到愤愤不平。博士秦秀等人一起上奏表，为王濬鸣不平，皇帝这才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王浑有一次去拜访王濬，王濬让人严加戒备，才肯见他。
杜预回到襄阳后，觉得天下虽然太平了，但要是忘了战争的威胁，肯定会有危险，于是就经常操练军队，严格加强边防。他还引来滍水、淯水灌溉了一万多顷农田，开通扬口，让零陵、桂阳的漕运畅通，不管是官府还是百姓，都受益不少。杜预自己不会骑马，射箭连铠甲都射不穿，但是打起仗来能出奇制胜，那些将领都比不上他。杜预在镇守襄阳的时候，经常给洛阳的权贵们送东西。有人问他为什么，杜预说：“我只是怕他们害我，也没指望他们能给我什么好处。”
王浑升任征东大将军，又去镇守寿阳。
诸葛靓一直躲着不出来。皇帝和诸葛靓以前就认识，诸葛靓的姐姐是琅邪王的王妃，皇帝知道诸葛靓在他姐姐那儿，就跑过去见他。诸葛靓吓得躲到厕所里，皇帝还不依不饶，最后还是见到了。皇帝说：“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见到你！”诸葛靓流着泪说：“我没能像豫让那样毁容，没脸再见到陛下，心里实在是又惭愧又悔恨！”皇帝下诏让他当侍中，诸葛靓坚决推辞不接受，回到家乡后，一辈子坐着都不朝着朝廷的方向。
六月，又封丹水侯司马睦为高阳王。
秋天，八月己未日，封皇帝的弟弟司马延祚为乐平王，可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九月庚寅日，贾充等人觉得天下已经统一，多次请求皇帝去泰山封禅，皇帝没答应。
冬天，十月，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去世。胡威当尚书的时候，曾经劝谏皇帝，说当时的政策太宽松。皇帝说：“尚书郎以下的官员，我可不会宽容。”胡威说：“我要说的，哪是丞、郎、令史这些小官，我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官员，才应该严肃法纪，树立良好的风气啊！”
这一年，把司隶校尉所管辖的郡设置为司州，全国总共有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
皇帝下诏说：“以前从汉朝末年开始，天下四分五裂，刺史既要管理地方民政，又要统领军事。如今天下统一了，就该收起兵器，刺史应该像汉朝时候那样，只负责管理民政。把州郡的军队都解散，大郡设置一百个武吏，小郡设置五十个。”交州牧陶璜上奏说：“交州、广州往西好几千里的地方，不服从管理的有六万多户，而愿意服从官府差役的，才五千多家。这两个州唇齿相依，只有靠军队才能镇守。而且，宁州的各个少数民族，占据着上游的位置，水陆交通都很便利，州里的军队不应该裁减，不然会显得力量薄弱。”仆射山涛也说“不应该撤掉州郡的军事防备”。但皇帝不听他们的。到了永宁年间以后，盗贼成群出现，州郡因为没有防备，没办法抓捕平定，天下就大乱了，就像山涛说的那样。不过从那以后，刺史又开始同时管理民政和军事，州镇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从汉、魏以来，投降的羌人、胡人、鲜卑人，大多被安置在塞内的各个郡。后来他们因为一些事心怀怨恨，就杀害当地的长官，渐渐成了老百姓的祸患。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奏疏说：“戎狄这些民族又强悍又野蛮，从古至今都是祸患。曹魏初期人口少，西北的各个郡，大多都是戎狄居住，甚至连京兆、魏郡、弘农这些地方，也经常能看到他们。现在他们虽然表面服从，可要是百年之后有战乱发生，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到三天就能到孟津，那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这些地方，就都成了狄人的地盘了。应该趁着平定吴国的威风，借助谋臣猛将的谋略，逐渐把内郡的胡人迁徙到边境地区，加强对四方少数民族出入的防范，明确古代圣王对远方民族的管理制度，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啊。”皇帝还是不听。
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辛丑年）
春天，三月，皇帝下诏挑选孙皓宫里的五千宫女进宫。皇帝平定吴国之后，就喜欢到处游玩，吃喝玩乐，对处理政事也不上心了，宫里的宫女差不多有上万人。皇帝经常坐着羊拉的车，任凭羊走到哪儿，走到哪个宫女那儿，就在哪儿吃喝睡觉。宫女们为了让皇帝到自己这儿来，都争着在门口插上竹叶，在地上洒盐水，吸引羊车过来。这时候，皇后的父亲杨骏和他的弟弟杨珧、杨济开始掌权，他们到处结交权贵，接受请托，势力大得内外都能影响到，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三杨”，很多老臣都被疏远、辞退了。山涛多次劝皇帝，皇帝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了。
当初，鲜卑族的莫护跋从塞外迁到辽西棘城的北边居住，他这一部落号称慕容部。莫护跋生了木延，木延又生了涉归，后来迁到辽东的北边。他们世代归附中原王朝，多次跟着中原王朝出征，立了不少功劳，涉归被封为大单于。冬天，十月，涉归开始侵犯昌黎。
十一月壬寅日，高平武公陈骞去世。
这一年，扬州刺史周浚把治所迁到秣陵。吴国那些还没顺服的百姓，经常起来闹事，搞破坏，都被周浚带兵平定了。周浚对当地的老人很尊敬，以礼相待，还到处搜罗有才能的人，恩威并施，吴国人都心服口服。
【内核解读】
西晋灭吴（公元280年）是结束三国分裂局面的关键节点，太康元年至太康二年的记载，不仅呈现了统一后的政治封赏与功勋争议，更暗藏着西晋王朝由盛转衰的伏笔。这段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权力平衡、制度隐患与人性博弈的复杂图景。
功勋评定：权力游戏下的“功过相对论”
平吴之战后，王浑与王濬的“争功风波”成为朝堂焦点。武帝命刘颂校功，最终判定王浑为“上功”、王濬为“中功”，却因不满结果将刘颂贬官，这一操作暴露了西晋政治的本质——功勋评定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权力平衡的产物。王浑出身太原王氏，是世家大族代表，其背后牵扯着西晋立国的门阀势力；王濬虽立首功，却因出身寒微且性格刚直，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王濬的“忿愤直言”与范通的“蔺相如之喻”形成鲜明对比。范通建议王濬“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看似是明哲保身的智慧，实则揭示了西晋官场的生存法则：功绩必须让位于权力秩序。王濬坦言“始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更是点破了西晋初年功臣的集体焦虑——邓艾灭蜀后遭诬陷致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立功武将。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的舆论，与武帝最终仅迁王濬为镇军大将军的结果，印证了门阀政治对公平的碾压。
制度隐患：“忘战必危”与“去州郡兵”的悖论
杜预与武帝在治国理念上的冲突，预示着西晋的制度危机。杜预镇守襄阳时“勤于讲武，申严戍守”，践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古训，甚至“数饷遗洛中贵要”以自保，展现了务实的政治智慧。他开渠灌田、疏通漕运的举措，更凸显了地方治理的重要性。
然而，武帝却推行“去州郡兵”政策，试图“韬戢干戈”以彰显太平。这一决策无视交州牧陶璜“州兵未宜约损”的警告，也拒绝山涛“不宜去州郡武备”的劝谏，暴露了统一后的盲目乐观。历史很快验证了隐患：“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形成了更大的割据隐患，为“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埋下伏笔。
民族政策：“徙胡”争议中的短视与恶果
郭钦关于“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的上疏，堪称前瞻性的战略预警。他指出魏以来“西北诸郡皆为戎居”的现状，警告“百年之后胡骑三日至孟津”的危机，建议借平吴之威调整民族布局。这一建议若被采纳，或许能延缓西晋的民族危机。
但武帝“不听”的态度，反映了西晋统治阶层的短视。汉魏以来将少数民族内迁的政策，本是为了补充劳动力与兵源，却因缺乏配套的融合措施，积累了深重的民族矛盾。郭钦的“万世之长策”被搁置，最终使得“戎狄强犷”的隐患爆发，成为西晋灭亡的重要推手。这种对潜在危机的漠视，与武帝后期“颇事游宴，怠于政事”的状态形成呼应，揭示了王朝由盛转衰的精神根源。
权力异化：统一后的腐化与崩塌前奏
太康二年的历史细节，勾勒出西晋统治阶层的迅速腐化。武帝“选孙皓宫人五千人入宫”，后宫“殆将万人”，甚至“乘羊车恣其所之”，沉迷享乐；外戚“三杨”（杨骏、杨珧、杨济）“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旧臣被疏退，标志着皇权旁落与政治黑暗。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两类人的坚守：诸葛靓“终身不向朝廷而坐”，以沉默反抗新朝，坚守亡国遗臣的气节；周浚在扬州“宾礼故老，搜求俊乂”，以威惠并行赢得吴人悦服，展现了务实的治理智慧。但个体的坚守难以扭转整体的颓势，武帝的怠政、门阀的专权、制度的隐患，共同构成了西晋短暂统一后的“盛世危局”。
结语：历史的镜鉴——功过、制度与人心
西晋平吴后的这段历史，本质上是一场“成功后的溃败”。统一的辉煌掩盖了权力分配的不公、制度设计的短视与统治阶层的腐化。王濬的“功重报轻”揭示了门阀政治对公平的破坏，“去州郡兵”与“拒徙胡”暴露了战略眼光的缺失，武帝的怠政与“三杨”用事则宣告了权力监督的失效。
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镜鉴深刻而沉重：统一的成果需要制度的保障，功勋的评定应当超越权力博弈，民族的融合需要长远的规划，而统治者的清醒与自律，更是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西晋在短暂的统一后迅速走向崩溃，恰恰印证了这些历史规律的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