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五十一，从公元188年（戊辰年）到公元190年（庚午年），一共三年。
孝灵皇帝下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戊辰年）
春天，正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二月，有彗星出现在紫宫星座区域。
黄巾军的残余势力郭大等人在河西白波谷起兵，攻打太原、河东地区。
三月，屠各胡族攻打并杀死了并州刺史张懿。
太常江夏人刘焉看到王室麻烦事不断，就提议说：“各地出现兵乱贼寇，是因为刺史权力太小，既没办法禁止，而且用人不当，才导致反叛。应该改设州牧，挑选有名望的重臣担任这个职位。”刘焉心里其实想当交趾牧。侍中广汉人董扶私下对刘焉说：“京城将要大乱，益州分野有天子之气。”刘焉于是改而谋求益州牧的职位。正好益州刺史郤俭征收赋税又多又烦扰百姓，民怨已经传得很远，而且耿鄙、张懿都被贼人杀害，朝廷就听从了刘焉的建议，选拔列卿、尚书担任州牧，各自按照原来的官职级别赴任。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人刘虞为幽州牧。州牧权力的重要性，从这时开始突显。刘焉是鲁恭王的后代；刘虞是东海恭王的五世孙。刘虞曾经担任过幽州刺史，当地的百姓和少数民族都感念他的恩德和信誉，所以朝廷才任用他。董扶和太仓令赵韪都辞去官职，跟随刘焉进入蜀地。
朝廷下诏征调南匈奴的兵力，配合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派左贤王率领骑兵前往幽州。匈奴人害怕朝廷没完没了地征兵，于是右部笈杪浞磁眩与屠各胡联合，一共有十多万人，攻打并杀死了羌渠。匈奴人拥立羌渠的儿子右贤王于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夏天，四月，太尉曹嵩被免职。
五月，任命永乐少府南阳人樊陵为太尉；六月，又将其罢免。
益州的贼人马相、赵祗等人在绵竹起兵，自称黄巾军，杀死了刺史郤俭，接着进攻巴郡、犍为，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三个郡，手下有几万人，马相还自称天子。州从事贾龙率领官吏和百姓攻打马相等人，几天后就把他们打败赶跑了，益州境内恢复安宁。贾龙于是挑选官吏和士卒去迎接刘焉。刘焉把治所迁到绵竹，安抚接纳那些反叛离散的人，致力于实行宽厚仁惠的政策，以此来收拢人心。
全国有七个郡国发生严重水灾。
已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与术士襄楷在冀州刺史王芬那里相聚，襄楷说：“天象显示对宦官不利，黄门、常侍这些人真的要灭族了。”陈逸听了很高兴。王芬说：“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出面去除掉他们！”于是和各路豪杰互相招揽聚合，还上书说黑山贼攻打抢劫郡县，想借此机会起兵。正好皇帝打算到北方巡视河间的旧宅，王芬等人就谋划派兵拦截劫持，诛杀那些常侍、黄门，趁机废掉皇帝，拥立合肥侯。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议郎曹操。曹操说：“废立皇帝这种事，是天下最不吉利的。古人有衡量成败、计较轻重然后才行动的，像伊尹、霍光就是这样。伊尹、霍光都怀着无比忠诚的心意，又占据着宰相的权势，凭借执政的重要地位，顺应众人的意愿，所以能计划成功、事情办成。现在你们只看到以前他们做起来容易，没看到当今形势的艰难，却要做这种非同寻常的事，还希望一定成功，这不是很危险吗！”王芬又邀请平原人华歆、陶丘洪一起商定计划。陶丘洪想去，华歆阻止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连伊尹、霍光做起来都不容易。王芬性情粗疏又不懂军事，这事肯定成不了。”陶丘洪这才没去。正好北方半夜出现红色的雾气，从东到西横贯天空，太史向皇帝上奏说：“北方有阴谋，陛下不适合往北去。”皇帝于是取消行程。下令王芬停止军事行动，不久又征召他。王芬害怕了，解下印绶逃跑，到了平原，自杀身亡。
秋天，七月，任命射声校尉马日磾为太尉。马日磾是马融的族孙。
八月，开始设置西园八校尉，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这些校尉都归蹇硕统领。自从黄巾军起义后，皇帝就开始留意军事。蹇硕强壮健康又有军事谋略，皇帝很信任他，就连大将军也归他管辖。
九月，司徒许相被免职；任命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人刘弘为司空。
任命卫尉条侯董重为票骑将军。董重是永乐太后哥哥的儿子。
冬天，十月，青州、徐州的黄巾军又起来闹事，攻打郡县。
有看风水气数的人说京城会有大战，皇宫会有流血事件。皇帝想镇压这种灾祸，于是大规模征调各地的兵力，在平乐观下举行军事演习。修筑了一个大坛，上面建有十二层的华盖，高达十丈。在大坛的东北边又修了一个小坛，也建有九层的华盖，高九丈。布置了步兵、骑兵几万人，扎营列阵。甲子日，皇帝亲自到场检阅军队，站在大的华盖下面，大将军何进站在小的华盖下面。皇帝亲自穿上铠甲，给马披上战甲，自称“无上将军”，绕着军阵走了三圈后回来，把兵权交给何进。皇帝问讨虏校尉盖勋说：“我这样搞军事演习，怎么样？”盖勋回答说：“我听说古代的先王是宣扬德行而不炫耀武力。现在贼寇在远方，却在这里设置近阵，这不足以显示果敢坚毅，只是滥用武力罢了！”皇帝说：“说得好！真遗憾这么晚才见到你，大臣们之前都没人这么说过。”盖勋对袁绍说：“皇上其实很聪明，只是被身边的人蒙蔽了。”他和袁绍商量一起诛杀皇帝身边受宠的人，蹇硕知道后很害怕，就把盖勋调出京城，去当京兆尹。
十一月，王国包围了陈仓。朝廷下诏再次任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督率前将军董卓，合兵四万人去抵御。
张纯和丘力居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一带抢劫掠夺；朝廷下诏让骑都尉公孙瓒去讨伐他们。公孙瓒和他们在属国石门交战，张纯等人被打得大败，丢弃妻子儿女，越过边塞逃跑了；公孙瓒夺回了他们抢走的全部男女。公孙瓒深入追击，没有后援，反而被丘力居等人包围在辽西管子城，被困了二百多天，粮食吃完，部众溃散，士卒死了十分之五六。
董卓对皇甫嵩说：“陈仓情况危急，赶紧去救吧。”皇甫嵩说：“不行。百战百胜，不如不战就能使敌人屈服。陈仓虽然小，但城墙坚固，防守完备，不容易被攻破。王国虽然强大，但攻打陈仓久攻不下，他的士兵肯定会疲惫，等他们疲惫了再去攻打，这才是必胜的方法，为什么要去救呢！”王国攻打陈仓八十多天，还是没攻下来。
评论
中平五年的历史记载，恰似东汉王朝崩塌前的“破局失败记”。从中央到地方，从制度修补到权力博弈，种种挣扎与荒诞交织，清晰展现了一个帝国在绝境中难以自救的宿命：
制度自救的虚妄：州牧制与西园八校尉的双刃剑
刘焉提议改刺史为州牧，本意是想通过“选清名重臣”强化地方管控，却意外打开了军阀割据的潘多拉魔盒。益州牧刘焉到任后“徙治绵竹，抚纳离叛”，表面是稳定地方，实则在培植私人势力——当地方官拥有军政财全权，“保境安民”很容易变成“拥兵自重”。后来的袁绍、曹操等诸侯，皆得益于州牧制赋予的地方实权，刘焉的“补锅”之举，最终成了“拆房”的起点。
而西园八校尉的设置，更暴露了灵帝试图掌控军权的焦虑。以宦官蹇硕为核心，将袁绍、曹操等纳入其中，甚至让大将军都受其统领，看似是强化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实则是用宦官制衡士大夫与外戚的权宜之计。这种“以乱制乱”的架构，不仅未能整合军事力量，反而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蹇硕与袁绍、曹操的对立，为日后的“董卓之乱”埋下伏笔。
权力博弈的荒诞：从废立阴谋到讲武作秀
王芬等人的废帝图谋，堪称一场闹剧。他们既无伊、霍那样的“宰辅之势”，又缺乏周密计划，仅凭“天文不利宦者”的预言就想行事，最终因“赤气竟天”的天象流产。曹操“废立之事至不祥”的警告，点出了关键：在中央权威尚未完全丧失时，任何颠覆皇权的尝试都需压倒性实力支撑，否则只会沦为笑柄。
而灵帝的“平乐观讲武”，则将荒诞推向高潮。十丈华盖下自称“无上将军”，绕阵三匝便以为能震慑天下，却被盖勋点破“黩武”本质——当王朝的危机源于内部溃烂（宦官专权、民不聊生），再盛大的军事表演也只是自欺欺人。盖勋“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的评价，更显悲凉：即便皇帝有清醒时刻，也早已被权力结构绑架，无力挣脱。
地方失控的加速：叛乱与投机的常态化
这一年的地方乱局呈现“多点开花”的特点：
白波黄巾寇掠太原、河东，证明黄巾余烬未灭，底层反抗仍在持续；
屠各胡杀并州刺史，张纯与乌桓联军寇掠四州，边疆族群与地方豪强的合流，让中央彻底失去对北方边疆的控制；
益州马相起义虽被平定，但刘焉趁机坐大，预示着地方势力已开始“借平叛之名，行割据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叛乱的诱因高度相似：或因赋敛过重（如益州百姓反郤俭），或因军饷拖欠（如乌桓叛离），或因权力分配不均（如张纯之反）。当朝廷既不能保障民生，又不能公平分配资源，叛乱就成了底层与地方势力的“生存刚需”。
个体选择的分化：投机者与清醒者的角力
这一年的人物群像，已显露出乱世的生存逻辑：
刘焉是“投机者”的代表，借“益州有天子气”的谶语谋得州牧，实为躲避中原战乱、图谋自立，这类人日后将成为割据诸侯的主流；
曹操、袁绍是“观望者”，他们进入西园八校尉体系，既服从皇权又与宦官保持距离，等待时局变化，展现了士大夫阶层在乱世中的务实态度；
盖勋、傅燮（此前殉国）是“坚守者”，盖勋敢直言“黩武”，傅燮宁死不降，代表着儒家士大夫最后的气节，但在大势面前，其力量已显微弱。
而王芬的自杀、华歆的冷静（劝阻陶丘洪参与废立），则说明乱世中“活下去”比“做大事”更重要，理性投机开始取代道德坚守，成为精英阶层的新选择。
结语：不可逆转的崩塌逻辑
中平五年的种种事件，指向同一个结论：东汉的崩溃不是单一错误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失灵”的必然。州牧制强化了地方，却削弱了中央；西园八校尉想整合军权，却加剧了内斗；皇帝的讲武作秀掩盖不了民心丧失，地方的叛乱平叛循环只会消耗更多元气。
当刘焉在益州悄然积蓄力量，当袁绍、曹操在西园观察局势，当张纯与乌桓联军仍在北方肆虐，这个王朝已进入“破罐破摔”的阶段——任何修补都只是延缓而非阻止崩塌，而接下来的“董卓之乱”，不过是将这一过程推向高潮而已。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有些局，一旦烂到根里，就再也回天乏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