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六年（公元94年，甲午年）
春天，正月，皇甫棱被免职，朝廷让执金吾朱徽代理度辽将军。当时单于安国和中郎将杜崇关系不和，安国就上书告发杜崇。但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住单于的奏章，这样单于就没办法让皇帝知道这事了。杜崇趁机和朱徽一起上奏说：“南单于安国，疏远原来的匈奴人，亲近新投降的人，还想杀掉左贤王师子以及左台且渠刘利等人。而且，右部投降的人，谋划着一起胁迫安国起兵反叛，请求西河、上郡、安定等地做好防备。”皇帝把这事交给公卿们商议，大家都觉得：“蛮夷之人反复无常，虽然难以捉摸，但大军聚集，他们肯定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应该派有谋略的使者到单于王庭，和杜崇、朱徽以及西河太守一起，观察他们的动静。如果没有其他变故，可以让杜崇等人到安国那里，召集他的左右大臣，斥责那些部下横行霸道给边境带来危害的行为，一起评定罪行并诛杀。要是他们不听从命令，就根据当时情况制定策略，事情结束后，再酌情进行赏赐，这样也足以向众多蛮夷展示威严。”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朱徽、杜崇就带兵到了单于王庭。安国夜里听说汉军来了，吓了一大跳，扔下营帐就跑了。然后他起兵想杀掉师子。师子事先知道了消息，就带着所有帐篷和百姓进了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城门紧闭，进不去。朱徽派官吏去劝说他们和解，安国不听。既然攻不下城，安国就带兵驻扎在五原。杜崇、朱徽又征调各郡的骑兵紧急追击，众人都非常恐慌。安国的舅舅骨都侯喜为等人担心会一起被杀，就杀了安国，拥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己卯日，司徒丁鸿去世。
二月丁未日，任命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夏天，五月，城阳怀王刘淑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秋天，七月，京城发生旱灾。
西域都护班超征调龟兹、鄯善等八个国家的军队，一共七万多人，去讨伐焉耆。到了焉耆城下，班超把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人引诱到陈睦故城，把他们杀了，将首级送到京城。接着又纵兵抢掠，斩首五千多级，俘获一万五千人，重新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班超在焉耆停留了半年，安抚当地百姓。于是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送来人质，归附汉朝。甚至远到海边，四万里之外的国家，也通过辗转翻译来进献贡品。
南单于师子即位后，五六百个投降的胡人在夜里袭击师子，安集掾王恬率领护卫士兵和他们交战，打败了胡人。这一下，投降的胡人都被惊动了，十五个部落二十多万人全都反叛，他们胁迫并拥立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薁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然后就开始杀害抢掠官吏和百姓，焚烧驿站和营帐，带着辎重朝朔方方向去，打算越过沙漠向北逃窜。九月癸丑日，朝廷让光禄勋邓鸿代理车骑将军的事务，和越骑校尉冯柱、代理度辽将军朱徽，率领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的士兵，以及各郡国的弓弩手、边境士兵，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鲜卑的军队，总共四万人去讨伐他们。当时南单于和中郎将杜崇驻扎在牧师城，逢侯率领一万多骑兵围攻他们。冬天，十一月，邓鸿等人到了美稷，逢侯就解了牧师城的围，往满夷谷方向去了。南单于派他儿子率领一万骑兵和杜崇带领的四千骑兵，与邓鸿等人在大城塞追击逢侯，斩首四千多级。任尚率领鲜卑、乌桓的军队在满夷谷截击逢侯，又把他打得大败，前后一共斩首一万七千多级。逢侯于是率领部众逃出塞外，汉军没办法追击，只好返回。
朝廷任命大司农陈宠为廷尉。陈宠性格仁慈宽厚，多次审议有疑问的案件，每次都依据经典，力求宽大处理，苛刻的风气，在这时稍微有所改变。
皇帝想任命尚书令江夏人黄香为东郡太守，黄香推辞说：“我管理一郡，从事政务，才能不太合适，请求留下做个闲散的官员，赐给我一个督察小任务，让我负责宫廷台阁里繁琐的事务。”皇帝于是又留下黄香担任尚书令，增加俸禄到二千石，黄香很受皇帝亲近和重用。黄香也恭敬勤勉地处理事务，为国家操心就像为自己家操心一样。
评论
永元六年的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了一幅东汉中期边疆治理与中枢权力运作的生动画卷，其中既暴露了古代民族政策的深层矛盾，也展现了帝国治理的复杂逻辑。
从南匈奴的动荡来看，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的失衡。南单于安国与左贤王师子的对立，本质上是新旧势力的较量。安国亲近新降部族以巩固权力，师子则代表旧有势力，这种矛盾被汉朝官员杜崇、朱徽利用，最终演变为武装冲突。汉朝公卿的决策体现了典型的 \"以夷制夷\" 思维：先派使者观察动静，再以武力威慑为后盾进行调解，若不从则果断镇压。但杜崇、朱徽直接发兵的激进操作，却打破了这种平衡，迫使安国铤而走险。当汉军兵临城下时，安国的反应是弃帐举兵、追击师子、最终被部众格杀，折射出边疆部族在汉朝压力下的生存困境：依附汉朝则权力受掣，独立发展则面临军事打击，这种两难处境最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叛乱。而叛乱平息后立师子为单于的结局，实则是汉朝通过武力干预强行重构了匈奴内部的权力格局，虽暂时稳定局势，却为后续降胡十五部的大规模反叛埋下伏笔。
班超平定西域的壮举，展现了东汉边疆治理的另一种范式： 以军事威慑为基础的柔性整合。七万联军的雷霆之势与斩杀焉耆王的果断行动，形成了对西域诸国的强力震慑，但真正巩固统治的却是 \"留焉耆半岁，慰抚之\" 的怀柔策略。这种 \"胡萝卜加大棒\" 的组合，最终实现了 \"五十馀国悉纳质内属\" 的盛况，印证了古代边疆治理中 \"威德兼施\" 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四万里外 \"重译贡献\" 的描述，不仅彰显了汉朝的国际影响力，更暗示了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
中枢层面的人事变动与社会现象同样值得玩味。司徒丁鸿薨、刘方与张奋的职位更替，反映了东汉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城阳怀王无嗣导致封国被除，则体现了宗法制度下 \"嫡长子继承制\" 的刚性原则。京师旱灾与陈宠任廷尉后的司法改革形成鲜明对比，自然灾害往往被视为上天对朝政的警示，而陈宠 \"务从宽恕\" 的司法理念，恰是对这种警示的回应，也反映了东汉中期试图扭转 \"刻敝之风\" 的治理努力。
黄香辞任东郡太守的举动，更是古代官场生态的生动注脚。他以 \"才非所宜\" 为由请求留任尚书令，既展现了 \"谦退\" 的政治智慧，也暗含对中枢权力的重视。而汉和帝 \"增秩二千石\" 的挽留，不仅体现了对黄香的信任，更反映了尚书台在东汉行政体系中地位的上升。这种君臣互动，揭示了古代官僚制度中 \"权责匹配\" 与 \"人尽其才\" 的理想追求。
总体而言，永元六年的历史事件构成了一幅多维的帝国治理图景：边疆的武力威慑与柔性安抚并行，中枢的权力更替与制度调整同步，社会的灾异警示与政策回应呼应。这些事件既暴露了古代民族政策的局限性，过度依赖武力与权谋往往引发更大动荡，也彰显了有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刚柔并济、恩威并重。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治理智慧仍能为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发展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