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的书房里，檀香袅袅。窗外是吕州市市委大院的夜色，几盏路灯在雨幕中晕开昏黄的光。
祁同伟坐在红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茶水已经凉了，他却浑然不觉。“老师，如果不是李达康步步紧逼，我也不至于...”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像是被什么哽住了喉咙。
高育良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镜片。这个动作他做了无数次，仿佛能擦去眼前这个世界的浑浊。“同伟啊，”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祁同伟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在他的印象里，老师向来是那个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法治精神的学者，是那个在省委会议上据理力争的领导。此刻的高育良却显得格外疲惫，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深刻。
“您是说...”
高育良将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镜片后的目光变得有些恍惚。“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还在汉东大学法学院任教。”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沙发扶手，节奏缓慢而沉重，“当时有个学生，田副省长的公子，期末考试三门不及格。”
书房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祁同伟屏住呼吸，他从未听老师提起过这段往事。
“按照校规，这种情况应该劝退。”高育良的声音越来越轻，“田副省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只是一时贪玩，请高教授‘酌情处理’。”
窗外的雨声忽然大了起来，雨滴拍打着玻璃，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敲打。高育良站起身，走到书柜前，从最上层取下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灰尘在灯光下飞舞，仿佛时光的碎片。
“这是我的教案。”他解开缠绕的线绳，取出一沓泛黄的纸张，“每一页都写满了批注。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把法理讲透，就能培养出坚守正义的法律人才。”
祁同伟看到老师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那张期末成绩单上，用红笔写着的“58分”被涂改成了“62分”，笔迹与周围明显不同。
“我坚持了三个月。”高育良突然笑了，那笑容让祁同伟心头一紧，“田副省长先是派人送来两箱茅台，我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后来我的副教授转正评审被无故推迟，科研项目经费突然被砍。最后...”他的声音哽了一下，“我父亲住院需要做手术，省立医院突然通知没有床位。”
祁同伟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窜上来。他想起自己当年当初被梁群峰发配至偏远地区司法所的往事。以及在岩台缉毒大队时，听缉毒大队大队长张伟所讲述的，自己因为不肯配合所长虚报破案率，被发配去管户籍的往事。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高育良将成绩单放回档案袋，动作轻柔得像在掩埋什么，“早上七点，我打电话给教务处主任，说田同学的卷子我漏批了一道题。”
雨声渐歇，书房里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祁同伟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他从未想过，一向以原则性强着称的高老师，也有过这样的挣扎。
“后来呢？”他忍不住问。
高育良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
茶水已经冷了，但他还是一饮而尽。“后来我的父亲就被转到了干部病房。我的副教授转正职称申请顺利通过，还意外获得了省教育厅的科研奖励。”他的嘴角扯出一个讽刺的弧度，“田同学毕业时，我还被邀请参加了他的谢师宴。”
书房再次陷入沉默。祁同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感，仿佛有什么无形的东西正紧紧扼住他的喉咙。他忽然理解了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的想往上爬，原来一切都是因为底层人的无奈。
“同伟，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高育良的声音忽然变得锐利，“那个田同学现在是一家知名律所的合伙人，专攻政企法律顾问。去年省里法治建设座谈会，他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发言，题目是《法律人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
一阵沉默。祁同伟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老师，我...”
高育良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说。“我们都是体制内的人，同伟。这个体制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要么上车，要么被碾过。”他望向窗外，雨后的夜空露出几颗星星，“问题在于，一旦上了车，就再也下不来了。”
祁同伟突然想起什么：“那个田副省长，是不是后来...”
“因贪污受贿和职务犯罪被判了十五年。”高育良平静地接上他的话，“庭审时我去旁听了，他看见我，还对我点头笑了笑。眼里没有悔过，只有愿赌服输的从容……”
“所以您觉得，我们...”
高育良重新戴上眼镜，那个威严的吕州市市政法委书记又回来了。“我不是在为自己的选择开脱，同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目光变得犀利，“我只是想告诉你，在这盘棋局里，没有谁是真的棋手。我们都是棋子，区别只在于，有些人以为自己在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