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三院IcU工作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最忙的秋夜。抢救室不断送来醉酒摔伤的患者，监护仪的报警声此起彼伏。凌晨一点，我给3床的肝硬化患者换输液泵，余光瞥见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了，推出一具盖着蓝布的尸体，脚腕上的标识牌在夜灯下晃出冷光，尾号是“44”。
“又一个没挺过午夜的。”护士长王姐递给我热可可，她黑眼圈深得像涂了墨，“最近走的人都赶在凌晨三点前，阎王爷掐着点收魂似的。”
凌晨三点，我去处置室换液体，听见清洁间传来簌簌声。以为是夜班保洁老陈，推门却看见消毒柜开着，里面整齐码放着七具人体骨骼模型，其中一具的手骨正握着支注射器，针管里残留着淡红色液体。我记得昨天明明刚清点过，模型数量是六具。
更奇怪的是4床的老太太。她插着气管插管说不出话，却总用指甲刮监护仪的金属支架，在寂静的夜里发出指甲划过黑板的声响。今天我给她换鼻饲管时，发现她眼球突然转向天花板，浑浊的瞳孔里映出我身后的白墙，而墙上什么都没有。
周五例会上，保卫科科长放了段监控录像。画面是凌晨两点的IcU走廊，镜头右下角显示日期是9月23日——正是我看见44号尸体的那晚。穿蓝色手术服的护士推着尸体走向太平间，尸体盖布下渗出的血滴在地面，形成不规则的轨迹。当她经过3号病房时，盖布下的手突然伸出，食指在地面点了三下。
“这是张璐吧？”王姐皱眉，“她上个月就辞职了，怎么会出现在监控里？”我盯着画面里护士的侧脸，后颈寒毛直竖——那不是张璐，是三天前刚去世的5床患者，那个因医疗事故截错肢的年轻女孩。
当晚我申请调看其他时段的监控。在9月15日的录像里，已去世的陈大爷坐在轮椅上，独自在走廊游荡，胸前的心电监护仪显示心率为0。他停在护士站门口，对着空气比划了几下，像是在递交什么文件。镜头拉近时，我看见他指尖夹着张泛黄的纸，边角有烧焦的痕迹，正是他火化前家属没烧干净的住院清单。
技术科的同事说监控没被篡改，可这些画面根本无法用常理解释。王姐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后从抽屉里拿出串佛珠：“别深究了，这医院以前是……”她突然噤声，窗外 thunderstorm 骤起，闪电照亮她身后的墙，那里有道裂痕，形状像极了被劈开的颅骨。
我在清洁间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本旧账本。封面写着“1997年病理科标本记录”，内页用蓝黑钢笔写着：“3月12日，23号床，胃癌切除组织，误存至血库冰箱；7月4日，17号床，胎儿标本，失踪于太平间转运途中……”字迹在1997年9月23日戛然而止，那页纸被撕去了半角，残留的文字是：“44号标本，头盖骨，用于……”
想起监控里44号尸体的手势，我突然意识到那是在比划“三”和“七”——37号储物柜。用备用钥匙打开柜子，里面掉出个铁皮盒，盒底垫着泛黄的手术同意书，患者签名栏写着“李桂兰”，正是前几天去世的4床老太太。同意书下方压着张照片，年轻的李桂兰躺在手术台上，颅骨被切开，主刀医生戴着口罩，只露出下巴上的青黑胡茬，和清洁间骨骼模型握着的注射器一模一样。
凌晨两点，4床的监护仪突然发出警报。我冲进病房时，看见老太太坐起身，气管插管不知何时被拔出，喉咙处的伤口里蠕动着黑色丝线般的东西。她抬起手，指甲缝里沾着暗红色粉末，正是我在王姐办公室看见的那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用骨灰和朱砂混合的镇邪物。
“他们在找头盖骨……”她喉咙发出破风箱般的声音，手抓住我手腕，力气大得不像将死之人，“1997年那场大火，烧了病理科的标本室，44号的头盖骨没找到……”心电监护仪的波形变成直线时，她眼角滑出一滴血泪，在枕头上晕开的形状，恰似监控里尸体手指点出的三点血迹。
档案科的退休老职工告诉我，1997年9月23日，医院病理科突发大火。“说是电路短路，其实……”老人压低声音，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那年新来了批进修医生，为了写论文，偷拿了太平间的尸体做实验。不知怎么着，标本室就起火了，烧了三天三夜，连墙里的钢筋都化了。”
我在旧报纸里找到火灾报道，配图是焦黑的病理科废墟，隐约能看见未完全烧毁的人体骨骼。角落有行小字：“一名进修医生失踪，疑似困于火场。”照片下方的广告栏里，刊登着某美容诊所的广告，主打“颅骨修复术”，联系电话正是王姐常用的那个私人号码。
深夜的IcU格外安静，只有监护仪的滴答声。我给新入院的车祸患者做清创，他颅骨凹陷处露出的部分脑组织上，竟有处月牙形的旧伤，和李桂兰手术照片里的切口形状分毫不差。
“别碰……”患者突然睁眼，瞳孔里映着我身后的储物柜，“他们在找自己的骨头，拼不齐的话，就会拿活人的凑……”他手臂上突然浮现出针孔状的瘀青，密密麻麻，像是被无数注射器扎过。我想起清洁间的骨骼模型，其中一具的尺骨上有同样的痕迹——那是长期静脉注射留下的。
王姐在凌晨两点把我叫到值班室。她关上门，从柜子里拿出个金属盒，里面装着七块不规则的头骨碎片，每块碎片边缘都有细密的缝合痕迹，像是被人用线缝补过。“这是当年的44号标本。”她声音发颤，“进修医生想拼好它，结果引来了……”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打断了她的话。新送来的患者是个建筑工人，从脚手架跌落，颅骨破裂，脑组织外溢。我在清创时发现，他的头盖骨缺失部分的形状，竟与金属盒里的某块碎片完全吻合。
“快缝合！”王姐把碎片塞进患者伤口，“用羊肠线，按顺时针方向缝！”我握着持针器的手发抖，羊肠线穿过头骨碎片时，竟发出类似缝纫机的咔嗒声。患者突然睁眼，嘴角上扬，露出不属于他的笑容，那笑容我在监控里见过——属于那个早已去世的截瘫女孩。
凌晨三点，太平间的传呼系统突然报警。我和王姐赶到时，看见运送尸体的推车上躺着具无头尸体，胸腔大开，里面塞满了病历单。最上面的一张是李桂兰的死亡记录，死亡原因栏写着“多器官衰竭”，而实际死因那一栏被划去，隐约能看见“颅骨缺失”四个字。
推车下方滴着水，不是血水，而是福尔马林溶液。顺着痕迹看去，太平间的冰柜打开着，44号储物柜里空空如也，柜壁上用血水写着一行字：“还差三块，就够拼成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在医院的旧服务器里找到了1997年的进修医生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今美容诊所的院长，他的签名出现在多份“颅骨修复术”的手术记录里。其中一份记录显示，患者要求用“新鲜头盖骨碎片”进行修补，手术日期正是每月的23号，与IcU患者死亡高峰日吻合。
更骇人的是患者资料——近五年内，接受过该手术的患者，术后均出现幻听、梦游症状，他们在病历里描述：“总感觉有人在头顶说话”“梦见自己的头盖骨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
昨夜新入院的车祸患者突然病情恶化，ct显示他颅内多出三块不明骨片，呈扇形分布在脑组织周围，像是从外部嵌入的。值班医生想做手术取出，他却死死抓住床头，喊着：“不能拿！他们会来抢的！”
凌晨两点，我在值班室打盹，梦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王姐拿着手术刀切开我的颅骨。她从金属盒里取出碎片，拼在我头骨缺失处，羊肠线穿过皮肤时，我听见整个IcU的监护仪同时发出警报，那声音像极了缝纫机的转动声。
惊醒时，我发现白大褂口袋里多了张纸条，上面是王姐的字迹：“今晚别进处置室，他们在清点人数。”处置室的灯亮着，透过毛玻璃，我看见里面有七个人影在晃动，他们的头部轮廓都有不同程度的凹陷，手里拿着注射器和骨锯。最左边的人影转过身，我看见他下巴上的青黑胡茬，和清洁间里的骨骼模型、1997年的手术照片里的男人，完全一致。
我终于看懂了李桂兰的手势。她临死前在床单上划出的痕迹，不是“救我”，而是“三九二七”——1997年9月23日火灾的日期。那天不仅烧毁了病理科，还烧死了正在进行颅骨拼接实验的进修医生，他的执念化作了某种“存在”，留在医院里继续寻找缺失的头盖骨碎片。
新的患者被推进IcU，这次是个高中生，跳楼未遂，颅骨凹陷。我在他书包里发现本日记，其中一页写着：“听见楼顶有人说话，说我的头盖骨形状很合适，能补上最后一块空缺……”
王姐失踪了，她的储物柜里只剩下那串佛珠和半瓶暗红色粉末。保卫科调出监控，看见她在凌晨三点走向太平间，手里抱着金属盒，步伐僵硬得像是被线牵着的木偶。太平间的监控在她进入后突然雪花屏，再恢复时，金属盒放在推车上，里面的碎片少了一块。
今晚的IcU格外冷，空调显示26c，我却忍不住发抖。3床的患者突然指着我身后：“护士小姐，你头发上有东西……”我摸向头顶，指尖触到一缕潮湿的头发，那不是我的，长度及腰，发尾打着卷，正是监控里截瘫女孩的发型。发丝间夹着张纸条，上面写着：“下一个是你，你的头盖骨，刚好能补上右眼上方的缺口。”
凌晨两点，我被推进了手术室。不是作为护士，而是作为患者。不知何时吸入的麻醉气体让我四肢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戴口罩的医生们围过来，其中一个的下巴露出青黑胡茬。无影灯下，王姐穿着蓝色手术服，手里拿着那串佛珠，佛珠上的朱砂已经褪色，露出里面包裹的细小骨头——那是人的指骨。
“别怕，很快就好。”她把佛珠套在我手腕上，针尖扎进我后颈，“你看，前六个都很成功，他们的头盖骨拼成了完整的天灵盖，就差你这块……”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余光瞥见手术室的时钟，指针指向三点十七分，正是李桂兰去世的时间。麻醉剂起效前的最后一刻，我看见手术台边站着几个模糊的人影，他们的头顶都有缝合的痕迹，手里拿着病历单，上面的患者姓名栏，写着我的名字。
当手术刀划开我头皮的瞬间，走廊里所有监护仪同时发出长鸣，那声音不再是单调的警报，而是无数声音的叠加，像是许多人在同时尖叫：“终于凑齐了……终于能拼好了……”
后来我在普通病房醒来，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医生说我在值班室晕倒，是王姐送我来的，她已经辞职离开了。我摸着头顶光滑的纱布，想起手术台上的触感——那里本该有块头盖骨的，现在却平平坦坦，像是被人拿走了什么，又用什么东西缝补好了。
出院那天，我路过医院后门的垃圾站，看见个蓝色手术服的身影正在翻找垃圾。她抬起头，我看见她右额角有块新鲜的缝合痕迹，形状与我失去的那块头盖骨完全吻合。她冲我笑了笑，露出截瘫女孩的酒窝，然后转身走进雾里，手里攥着半张病历单，上面的日期是1997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