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雨裹着冰碴子，我握着方向盘，后视镜里结了层薄霜。夜班出租车司机干了七年，最讨厌这种天气，路上没几个活人，鬼影子倒能看见不少。计价器的绿光映在挡风玻璃上，把雨幕染成诡异的幽蓝。
凌晨一点，我拐进老城区的巷子。路灯忽明忽暗，电线杆上贴着褪色的寻人启事，被雨水泡得发胀。刚想调头，后座突然传来指甲刮玻璃的声响，像有人用手指在挠。我猛地回头，后排空无一人，只有座套上几道新鲜的抓痕。
“师傅，去殡仪馆。”
沙哑的女声从头顶炸响，我差点撞上路边的垃圾桶。后视镜里不知何时多了个女人，穿件暗红色旗袍，盘发上别着银簪子，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嘴唇却毫无血色。她怀里抱着个蓝布包裹，边角露出半截婴儿的小手。
我攥紧方向盘，手心全是冷汗。后视镜里的女人突然咧嘴笑了，胭脂裂开一道道细纹：“开快点，孩子冷。”包裹里传出咯咯的笑声，像小奶娃在牙牙学语。我盯着计价器，数字在“0”和“999”之间疯狂跳动。
车到殡仪馆门口，女人把脸贴在我耳边：“师傅，找零不用找了。”她的呼吸带着腐臭味，脖子上有圈青紫的勒痕。我接过纸币，指尖触到黏糊糊的液体，借着路灯一看，那根本不是钱，而是张泛黄的冥币，上面还沾着暗红的血迹。
转头再看，后座已经空了。雨不知何时停了，月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殡仪馆大门上的铜环泛着冷光。我猛地踩下油门，车轮碾过水坑，溅起的水花在月光里碎成血沫。
第二天交班时，白班的老周拍着我肩膀：“昨晚是不是拉了个穿旗袍的女人？”他的表情很怪，烟灰掉在制服上都没察觉，“上个月小王也拉过，回来就发高烧，说女人给的钱沾了尸水。”
我摸出兜里的冥币，已经变成了灰烬。调度室的墙上挂着张事故通报，去年今日，一辆出租车冲进护城河里，司机和乘客溺亡，乘客正是个穿红旗袍的孕妇。照片里的女人，和昨晚我拉的乘客一模一样。
从那以后，我总在午夜接到奇怪的订单。有次在城郊工地，三个浑身泥浆的男人拦车，他们的安全帽上还沾着新鲜的混凝土。上车后一句话不说，只盯着手机屏幕，那上面显示的时间永远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正是那起塔吊倒塌事故发生的时刻。
最邪乎的是冬至那晚。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在学校门口招手，书包带子上挂着hello Kitty的挂件。她让我开到城郊的烈士陵园，说要给爷爷送饺子。车后座渐渐飘起白雾，我从后视镜看见她正对着空气喂饺子，塑料餐盒里的肉馅都是黑的。
到了陵园，小姑娘突然抓住我的手腕，皮肤冷得像冰：“叔叔，你能陪我进去吗？我怕黑。”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泛着绿光，校服袖口露出半截腐烂的皮肉。我想挣脱，却发现车门怎么也打不开，仪表盘上的时间开始倒转，12:59、12:58......
“叮——”
计价器突然发出清脆的声响，数字定格在“1314”。陵园大门不知何时敞开了，冷风卷着纸钱扑进车里。小姑娘松开手，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谢谢叔叔，我找到爷爷了。”她的身影渐渐透明，化作一缕白烟从车窗飘了出去。
我大口喘着粗气，摸到口袋里有个硬物。掏出来一看，是枚生锈的军功章，背面刻着“赠给革命烈士家属”。第二天，我去民政局打听，果然查到二十年前有位老战士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他的孙女，正是在冬至那天出车祸去世的。
后来我遇到了老李，他开夜班出租二十年，见多识广。“别往心里去。”他往保温杯里续了点白酒，“这些都是放不下执念的魂儿。你就当做好事，把他们送到想去的地方。”他的制服内袋里，密密麻麻别着十几个平安符，有庙里求的，也有乘客送的。
有天深夜，我在医院门口拉到个戴口罩的男人。他浑身酒气，手里攥着束枯萎的白玫瑰。“去常青墓园。”他声音哽咽，“我老婆在那儿，今天是她忌日。”车开到半路，他突然扯下口罩，露出半张烧毁的脸：“那天我酒驾，害她......”
后视镜里，副驾驶不知何时多了个女人，穿着白色婚纱，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她轻轻抚摸男人烧伤的脸，男人的眼泪滴在婚纱上，转瞬即逝。到了墓园，男人下车后对着空气说了很久的话，最后把玫瑰放在墓碑前。我看见墓碑上的照片，正是副驾驶的女人。
再后来，我养成了些奇怪的习惯。每次出车前，都会在副驾驶放瓶矿泉水；遇到穿红衣服的乘客，坚决不拉；后备箱永远备着香烛纸钱。有时载到去偏远地方的客人，我会默默把行车记录仪调成循环模式——谁知道那些乘客，是人还是......
去年除夕夜，我拉到个穿唐装的老爷子。他说要去江边看烟花，一路上絮絮叨叨讲着年轻时的故事。到了地方，老爷子从怀里掏出个红包：“小伙子，过年了，讨个吉利。”我推脱不过，接过来发现红包沉甸甸的。
第二天拆开，里面是张泛黄的船票，1949年从上海到台北的。船票背面写着小字：“阿珍，等我回来。”后来我去档案局查，那年确实有批国民党老兵去了台湾，其中有位姓陈的老兵，至死都没找到失散的未婚妻。
现在我依然开夜班出租。午夜的城市像头巨兽，吞吃着无数的故事。有时经过寂静的街道，会看见路灯下站着模糊的人影，他们招手的姿势，和活人别无二致。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地下，藏着太多未完成的遗憾，而我的车，或许就是他们最后的摆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