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黎茫然地拿着纸条，条件反射般地把王月生让进房间。王月生将帽子和大衣取下随便搭在旁边的椅子背上，反客为主地说，“康德黎博士，咱们坐下说吧。话题有些长，也有些沉重。我按刚才你的问题顺序逐一回答。我是一个中国革命组织的工作者，我们的目标跟孙先生的方向一致。但我们目前的路线跟他略有不同，我们相信二者会形成有益的互补。目前孙先生那里并不知道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从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使馆得知清廷已密电各驻外机构，要求有条件时诱捕孙先生，又恰好得知孙先生在来伦敦的路上。因此，试图暗中保护孙先生”。
“显然你们没有做到，是吗？”
“对不起，我们的力量有限，尤其在伦敦这样一个远离中国本土的地方，而且我们的肤色在这里又是如此的明显”。
“对不起，我有些求全责备了。现在请您详细跟我说一下”。
“好吧，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9月30日，孙先生乘白星轮船公司“庄严”号轮船从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您为他安排了离您这里比较近的为其安排了临时住所葛兰法学院坊8号居住，后来搬到了赫胥旅馆。10月11日，他在从旅馆来您家的路上，遇见两位中国人，他并不认识，但二人自来熟地跟他攀上了广东老乡，于是高高兴兴地一起走。从那里到你这里肯定要经过清国公使馆”。
“是的，我这里离公使馆最近的路只有几百米，我提醒过他，但他显然不想绕道”。
“很显然。所以，在路过公使馆大门的时候，他被推进了公使馆，然后软禁了起来”。
“天啊，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掌握了那么多的情况，还说你们在伦敦没有势力不能保护好他”。
“康德黎博士，孙先生在被诱捕的时候，恰好有我们的人在附近，本想提醒他的。但是看见两个中国人跟他有说有笑地在一起，以为是同伴，感觉清廷不会光天化日之下能一下子对付三个壮年人。等发现不对的时候，人已经被推进去了。至于这些情况，我们先是联系了很多中国人和英国人，终于联系到了两位在里面工作的英国人帮助我们。然后得到了消息，有个叫司赖特侦探事务所的一直在跟踪孙先生。我们通过关系从这家侦探所里买到了上面那些信息”。
康德黎沉默半晌，说道，“抱歉误会了你们。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说实话，不能再好了。我只是个医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的，康德黎博士，现在我的面孔不适合出现在警察面前，我也暂时不建议让柯尔先生和霍维夫人当证人，因为还需要他们为我们收集和传递信息。所以，我建议，您直接去警察局报案”。
“这种事情，报案管用吗？难道不应该是请外交部出面解决吗？警察局管不了外交机构里面的事情啊”。
“如果想救您的学生，绝对不能通过外交部，因为外交部很有可能让使馆秘密把人遣送回中国，那就落入虎口了。现在公使馆没有走外交的路子，就是因为他们急于立功，没有走正常渠道，先犯下了当街绑架的错误。一定要先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刑事案件立案，然后曝光，然后如此这般……”
康德黎立即披衣出门，王月生紧紧陪同。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康德黎突然愤愤地说，“我跟马格里参赞都在远东待过，相互认识，他家就在附近。作为英国人，马格里不会容忍在伦敦出现这种暴行。我要去找他”。王月生还待劝他，突然想到了历史上的记载，于是决定看看历史的惯性有多大。二人先去了哈利街3号寻找马格里询问。果然，如后世历史上一样，马格里不在家。康德黎无奈，只好转身去玛丽庞分区警察局报警，当然王月生就不能跟进警局了。
玛丽庞分区警察局隶属于大都会警察局的“d区”，位于贝克街26号。该区域靠近尤斯顿火车站和富人住宅区，负责维护玛丽庞高街、摄政公园及周边治安。这是一座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警察局，红砖砌筑，拱形门窗，屋顶有装饰性山墙，入口处悬挂煤气灯，外墙嵌有皇冠与“mp”字母组合的大都会警察局徽章。建筑规模中等，楼内有3层，其中一楼是公共接待区、值班室、铁栅门配石墙的临时拘留室、武器库等。二楼是警员宿舍和档案室。还有一层地下室，内有审讯室和库房兼备用拘留室。地面附设供骑警使用的马厩。
此时伦敦警务仍依赖传统人力巡逻与物理报警系统。在夜间，如果想街头寻警，则需要寻找夜间巡逻的手持提灯与警棍的制服警察，由其记录事件并护送至警局。少数富裕街区设有私人警铃直通警局，但普及率极低。大部分人是敲响警局大门铜铃，值班警员开门受理。
这个年代伦敦警察装备原始，破案依赖目击者与口供。警员每周工作7天，每日12小时，周薪约2英镑，薪资微薄，腐败现象普遍。而且玛丽庞区贫富悬殊，北侧毗邻摄政公园豪宅，南侧靠近圣吉尔斯贫民窟，各种治安事件层出不穷，警员疲于奔命。
夜间值班警员汤姆接班后处理了一起富人住宅区盗贼趁夜色翻墙入室被门卫扭送的案件，一起23点酒吧打烊后的街头醉酒斗殴，和一起贫民区的儿童失踪报警，忙得团团转。正在此时，警局门口的铜铃又被敲响了。
虽然王月生没有亲自陪同康德黎进入警局，但仅从这一夜的奔波，和康德黎始终不善的神色，以及开始还沉着有礼、后来变得精神暴躁，都能深刻领会此时康德黎被伦敦警务系统的推诿扯皮、不肯担责的官僚作风刺激得有多厉害。不说别的，先是玛丽庞分区警察局基层警官说他们只能处理街头打架斗殴的治安事件，对于这样的涉外绑架案不知如何处置。好吧，理解，于是二人又凌晨时分赶往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再次报警，以为这下级别该够了吧。没想到当班的探长表示，他们无法对外国使馆采取行动，同时劝他，已经尽到责任了，天黑夜深，该回家去，别到处乱跑了。康德黎担心使馆会连夜转移孙中山，就带着王月生赶回中国使馆所在的波特兰大街，在那里守候到天亮。现在已经是周日了，王月生建议康德黎去找孟生医生商量，自己在这边守着。
于是康德黎找到了孟生医生，两人先返回苏格兰场询问凌晨报警处理的情况，没想到得到的回馈是当班探长将报警人当成酒鬼或者疯子，根本就没有上报。这俩于是再次正式报案，然后决定去英国外交部反映情况，结果忘了今天是星期天，外交部不对外接待。二人沮丧地回来找到王月生，王月生表示自己这边会安排人手监视。当然，他本人也提前叮嘱了康德黎不要跟孟生医生和其他任何人透露使馆内部有自己眼线的事情。
王月生知道按照历史记录，今天不会有事，于是劝二人先各自回家，三方面各自再找关系想办法。二人觉得也只好如此，于是分头回去。没成想，孟生医生急中生躁，走到半路上越想越担心，于是自作主张地折回使馆上门询问，想敲山震虎，让使馆知道，绑架囚禁的事情已被外界发觉。接待他的使馆翻译邓廷铿装傻，不承认有人被扣留。孟生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在行，装傻充愣、死不认账这些事情哪是久经官场的那些人的对手，除了于事无补，反而打草惊蛇。可惜王月生和康德黎此时还对此一无所知。
孟生这画蛇添足的操作其实回归了后世历史上的真实，只能说历史线行进的惯性真的很大。因为王月生在后世查阅的是前辈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作者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细节，所以被忽视了。但王月生对历史线的干预还是有的，就是原本后世历史上有个乌龙事件，康德黎十分担心友人的安危，后世又没有王月生这样的人向他表示会安排监控，于是后世康德黎在当天晚上，从之前安排友人住的那个Gray’s Inn旅馆找了个当天休息的看更人帮他在使馆对面盯梢。好巧不巧的，这个看更人其实是清廷使馆委托跟踪友人的那个司赖特事务所的另一位侦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后世历史上的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康德黎又亲自赶往司赖特事务所，正式雇佣侦探为他日夜监视使馆。毫无疑问地，司赖特一方面接受了康德黎的这笔委托，另一方面又向使馆参赞马格里通风报信。这种巧合，后世要是敢用在电影桥段里，都会被喷死，然而，在历史上，它就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当然，前世被王月生干预了一下，康德黎无须去找看更人帮助盯梢，更不会给司赖特事务所一鱼两吃的机会。
1896年10月19日上午，没有像后世历史上先去给司赖特事务所送业绩，这次康德黎和王月生直接去了泰晤士报社。
1896年的《泰晤士报》总部位于伦敦舰队街的印刷厂广场，靠近布莱克法尔车站。舰队街自18世纪起成为各大报社的聚集地，是此时英国报业的核心区域。印刷厂广场的名字来自于邻近的英国皇家印刷厂。《泰晤士报》自1785年报社成立起便将报社的印刷和编辑中心设在此处。
报社建筑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设计，以红砖外墙配以石材装饰的拱形窗户和古典石雕装饰，显得文艺风十足。大而多扇的拱形大窗为一层印刷车间和二楼编辑部办公区提供了充足的采光，坡屋顶搭配的铸铁烟囱又不由让人联想到它所服务的那套地下室里昼夜运转的先进的蒸汽印刷机。
二人在门外又商量了一下，然后康德黎自己去了一层的报社接待室，接待人员记录了他的身份和来意后，将其引向二楼编辑部。王月生则兴致盎然地看着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各种报社，想着后世华尔街是如何呼风唤雨、好莱坞又是如何左右观众的喜怒哀乐。但在这个年代，这条街对世界舆论的左右甚至世界局势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