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日本这个“饿孩子”，在“北进”苏联的道路上，先是在张鼓峰和诺门罕碰了一鼻子灰，这“北望”的迷梦算是彻底破碎了。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不得不与苏联签了个《日苏中立条约》，暂时稳住了北方那头“北极熊”。
既然北边这条路走不通，那日本唯一的选择，就只剩下“南下”了。南边有什么？有的是让日本人垂涎三尺的好东西！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英属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法属印度支那的大米……这些，可都是支撑日本这台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下去的“命根子”啊！
可要想“南下”，就必然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强大对手——那就是在太平洋上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美国海军。山姆大叔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本就日益不满，再加上《租借法案》的通过，美国支持反法西斯盟国的立场也越来越鲜明。
一场决定日本国运、也将彻底改变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最终豪赌”，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一回，咱们就来详细聊聊如何，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与美国开战这条不归路的，以及在这之前，他们又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在中国战场上“安定后方”，为南下战略扫清障碍的。
日本这个国家，虽然野心大得很，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它深知，要想在南边跟英美荷这些老牌殖民帝国掰手腕，就必须得先稳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战争泥潭。否则，一旦陷入两线作战，那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可中国这块“硬骨头”，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虽然打得艰苦卓绝，损失惨重，但就是不肯屈服投降！重庆的蒋委员长，虽然也时不时地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点“秘密接触”，但始终没有放弃抵抗的决心。这让日本人头疼不已。
既然硬的啃不动，那就来软的！日本军部和政府里那帮“中国通”们，就开始琢磨起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毒计。他们的算盘是：在中国扶植几个听话的傀儡政权，让他们去代替日本人管理占领区，搜刮中国的资源，镇压中国的抗日力量，这样一来，日本不仅可以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南下”作战，还能在政治上制造中国分裂的假象，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于是乎，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汉奸伪政权，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日本人的刺刀和金钱的扶持下，粉墨登场了。
要说这些伪政权里，名气最大、也最臭名昭着的，莫过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了。
汪精卫这个人，说起来也曾是响当当的“革命元勋”。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刺杀过摄政王，也当过国民政府的高官，在党内和民间都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可这位曾经的“热血青年”，骨子里却是个意志薄弱、贪恋权位、又极度悲观的“软骨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的凌厉攻势和中国的惨重损失，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再加上汪精卫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不得志，于是，他开始暗中与日本人勾勾搭搭，鼓吹所谓的“和平运动”，主张与日本“议和”。
1938年底，汪精卫公然从战时首都重庆叛逃，跑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着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国交根本方针”的声明，实际上就是卖国投降的宣言。
紧接着，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汪精卫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进行了一系列卖国谈判。日本人也正愁在中国战场上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号召力”的大汉奸来撑场面，汪精卫的“主动投靠”，简直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日本人打的算盘是，通过扶植汪精卫这个曾经的“国民党元老”，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华中和平地带”，以此来分化瓦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抵抗力量，诱使其投降。他们口头上也跟汪精卫谈什么“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共存共荣”的大道理。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导演下，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了跟重庆的国民政府区别开来，历史上也称其为“汪伪政权”）。这个伪政权，虽然也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号，但其本质，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出卖民族利益、充当日本侵略者走狗的汉奸政权。汪精卫本人，也从一个曾经的“革命元勋”，彻底堕落成了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
除了汪精卫这个“全国性”的大汉奸，日本人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早就扶植起了一系列地方性的伪政权。
其中，历史最“悠久”、也最“稳固”的，莫过于盘踞在中国东北的那个所谓的“满洲国”了。这个伪政权，是日本关东军在1932年炮制的，名义上的“皇帝”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但实际的掌控者，却是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顾问。
到了1940年代初，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换成了张景惠（也是个老牌汉奸）。日本一方面继续在国际上鼓吹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形象（虽然除了德国、意大利等少数几个轴心国及其仆从国，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承认它），企图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东北地区的资源掠夺（比如煤炭、钢铁、粮食、木材等）和经济控制，把东北彻底变成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战略后方和原料供应地。
而在邻近伪满洲国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日本人也扶植起了一个由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领导的、所谓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简称“蒙疆政权”）。这个政权，同样是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掠夺资源的工具。
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华北地区，日本人的控制方式则更加复杂和阴险。
早在1930年代中期，日本就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比如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样的汉奸组织，试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搞“华北特殊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种地方抗日武装的有力抵抗。为了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日本人在华北地区大搞所谓的“特务政治”。
像土肥原贤二（这个老牌特务头子，在中国搞了几十年的阴谋诡计）、喜多诚一（曾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这些日本军中的“中国通”，就主导着在华北地区扶植汉奸、收买败类、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的勾当。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机关，比如臭名昭着的“梅机关”（主要在南方配合汪精卫，但在华北也有类似机构）、“兰机关”等等，专门从事情报搜集、策反、暗杀等罪恶活动。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华北的广大农村地区，日本人还推行了一套严密的“中国人管中国人”的乡村维稳体系。他们恢复了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度”，将民众编入保甲，实行连坐，互相监视。他们还大力扶植和武装各种汉奸武装，比如所谓的“皇协军”、“治安军”、“剿共军”等等，让这些民族败类去帮助日本人镇压抗日军民，维持“治安”。
为何要扶植这么多伪政权？
这背后啊，除了咱们前面说的“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策略考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陆军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很多时候都是各打各的“小算盘”。
您想啊，日本陆军那帮将佐们，很多都是地方藩阀出身，或者是在某个特定的战场、某个特定的“功绩”中崛起的。他们往往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有自己的亲信部下，也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关东军那帮骄兵悍将，就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连东京大本营的命令有时候都敢阳奉阴违。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华南派遣军……各个战略方向上的日军指挥官，也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这些不同的军事山头，在扶植汉奸伪政权的时候，往往也会优先考虑那些与自己关系更密切、更能维护自己派系利益的汉奸头目。这就导致了在中国广大的沦陷区，出现了多个互不隶属、甚至有时还互相拆台的伪政权并存的奇观。比如，在华北，就有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后来又并入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还是相对独立。
这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国的抗日力量，但也使得日本对华的殖民统治难以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体系，反而增加了其统治成本和内部矛盾。
不管怎么说，到了1940年底1941年初，日本通过威逼利诱、军事打击和扶植汉奸等多种手段，总算是在中国占领区（特别是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起了一套相对“稳定”（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殖民统治体系。
只要中国这个“后院”能够基本“安定”下来，不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兵力和资源，那么，日本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其陆海军的精锐力量，去实施那个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南下”豪赌了！
就在日本处心积虑地在中国“安定后方”的同时，它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了一系列更加冒险、也更加作死的“骚操作”，一步步地把自己逼上了与美国开战的绝路。
早在1938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宣称要在中、日、满（伪满洲国）三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排除西方列强影响的、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政治经济体系。这已经是在公然挑战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东亚的传统利益和国际秩序了。
到了1940年，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和法国的迅速崩溃，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更是急剧膨胀。他们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于是，在当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一个范围更广战略构想——“大东亚共荣圈”！
这个所谓的“共荣圈”，不仅包括了中、日、满，还把整个东南亚（包括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泰国、菲律宾等）、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广阔的区域，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整个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日本独霸的“新世界秩序”！这种赤裸裸的野心，自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
为了给自己的扩张行动寻找“靠山”，也为了威慑可能的干涉者（主要是美国），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也称《三国轴心协定》）。这个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一个目前尚未参与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这明摆着就是指美国！），其他两个缔约国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给予援助。
日本以为，抱上了德意这两条“大腿”，就能吓住美国，让它不敢轻举妄动。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条约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轴心国全球扩张图谋的担忧，也促使罗斯福政府下定更大的决心，去援助那些正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大东亚共荣圈”的蓝图画出来了，日本军部那帮急于“建功立业”的家伙们，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动手了。他们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位于中国南边的法属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
这地方，对日本来说，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它是进攻中国大后方（特别是云南、广西等地）的重要跳板。
它是通往东南亚资源区（比如荷属东印度的石油、马来亚的橡胶）的前进基地。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从外部获得援助物资的一条重要陆上通道——滇越铁路——就从这里通过。
1940年6月，法国本土被德国打败投降，成立了亲德的维希政府。日本一看，机会来了！立刻向维希法国政府施加压力。9月23日，日本与维希法国在东京签订了《关于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协定》（通常被称为《东京协定》或《松冈-亨利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被迫同意日本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地区（主要是河内、海防一带），并使用那里的机场和港口。
日本给出的借口，还是那么冠冕堂皇——“为了防止共产国际通过印度支那援助中国，也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但实际上呢？
军事目的：就是要彻底切断中国通过滇越铁路获取外援的这条“输血管”，进一步压缩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迫使其屈服。
经济与战略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建立起稳固的前进基地，为下一步向更南边的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等资源丰富的地区进军，做好跳板和准备。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一步棋走得，可以说是极其大胆，也极其危险！它不仅严重侵犯了法国的主权（虽然维希法国已经是个傀儡了），更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和安全。
面对日本在亚洲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不愿过多干涉远东事务的美国，也终于开始坐不住了。罗斯福总统虽然在国内仍然面临着强大的孤立派压力，但他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扩张，最终必将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
于是，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开始逐渐从之前的“口头谴责”、“道义规劝”，转向了更具实质性的“经济制裁”和“外交施压”。
出口管制层层加码：早在1938年，美国就开始对向日本出口飞机和飞机零部件实行“道义禁运”。1940年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后，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更是层层加码。从1940年10月开始，美国政府陆续宣布，限制甚至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油、高等级润滑油、废钢铁、铜、黄铜、以及各种制造武器和军用装备所必需的工具机和关键零部件。这些措施，虽然还没有完全切断日本的战争物资来源，但也已经开始让日本的战争机器感到“肉疼”了。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开始加强对日本在东南亚军事动向的情报搜集和监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情报观察小组，纷纷进驻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密切关注着日军的一举一动，分析其战略意图。
而《租借法案》的通过（1941年3月通过后，中国也很快成为受援国之一），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
这里面最着名援助，是一支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由美国退役飞行员组成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也秘密抵达中国，在昆明等地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并直接参与对日空战。这“飞虎队”啊，它的正式名称其实挺拗口的，叫“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简称AVG）。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退役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后来晋升为将军）。这位陈纳德将军，早年就来过中国，对中国空军的建设出过不少力，也深知中国空军在面对日本空军时的巨大劣势。
1941年初，在中美两国政府的秘密支持下（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对日宣战，所以一切都得偷偷摸摸地进行），陈纳德开始在美国招募退役的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并设法从寇蒂斯公司购买了一百多架在当时看来性能还算不错的p-40“战斧”战斗机（虽然比不上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但也算能凑合着用）。
这些来自美国的“空中牛仔”们，怀着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冒险的渴望（当然，也有不菲的薪水和击落敌机的奖金诱惑），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因为当时美国尚未参战，他们的行动都是非官方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就给他们起了个非常形象的绰号——“飞老虎”。陈纳德将军一听，觉得这个名字既威猛又响亮，干脆就正式采纳了，还请当时大名鼎鼎的华特·迪士尼先生（就是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老迪士尼）亲自操刀，为航空队设计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和视觉冲击力的队徽——一只长着翅膀、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从一个象征着胜利的V字中猛扑出来！这个“飞虎”标志，后来就涂在了所有p-40战斗机的机头两侧，成为了这支传奇部队最醒目的身份象征。
“飞虎队”的名气，虽然远远大于其真实的战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时间很短，而且后来美国正式参战后，这支志愿队就被改编成了正规的美军航空特遣队），但这绝不是说他们能力不行！恰恰相反，这帮美国小伙子，在陈纳德将军那套强调“打了就跑”、“充分发挥p-40俯冲优势”的空战战术指导下，打起仗来个个都是不要命的“空中拼命三郎”！
自从1941年12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正式投入战斗以来，在接下来的短短七个月时间里，“飞虎队”的飞行员们，驾驶着他们那涂着鲨鱼嘴（有些p-40的机头涂装）的p-40战斗机，在缅甸、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西南的广阔空域，与数倍于己的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展开了殊死搏斗！据统计，他们总共击落了日军各型飞机约299架，击伤153架，自身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约有23名飞行员在空战、地面轰炸或飞行事故中牺牲，另有3人被俘）。
1942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随着美国正式全面介入对日战争，“飞虎队”这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志愿航空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正式解散，其人员和装备被编入了美国陆军驻中国航空特遣队，继续在中国、缅甸、印度等战场上，为着名的“驼峰航线”（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中国运送物资的空中走廊）提供护航，并对日本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和运输线进行着不懈的打击。
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人是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到了1941年7月，就在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东欧战场的时候，日本又进一步出兵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这一下，整个印度支那都落入了日本的控制之下，也使得日本的势力范围直接逼近了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这些它梦寐以求的资源产地。
日本的这一系列侵略行径，彻底激怒了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他们立刻做出强烈反应：
美国：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7月26日签署行政命令，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对日本实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其他重要的战略物资，比如钢铁、废铁等，也相继被列入禁运名单。
英国和荷兰：也紧随美国之后，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并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
面对美、英、荷的联合绞索，日本政府和军部陷入了空前的恐慌和绝望。他们也曾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化解危机。从1941年夏天开始，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后来又增派了特使来栖三郎）就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也是毫无结果的谈判。
美国方面的态度异常强硬。赫尔国务卿向日本提出了一系列条件，核心要求就是：日本必须从中国（包括东北）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必须放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必须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尊重亚洲各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些条件，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无异于要求他们彻底放弃几十年来的侵略成果，自废武功，乖乖地回到“二等国家”的地位，这简直是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而日本方面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让步”方案，比如可以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但要求美国解除石油禁运，并承认日本在“满洲国”和中国北部的“特殊利益”。这种毫无诚意的“让步”，自然也被美国方面断然拒绝。
谈判，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日本的石油储备，也在一天天地减少。军部那帮少壮派军官们，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叫嚣着要“冲破Abcd包围圈”，“不惜与英美一战”！
1941年10月，近卫文麿眼看着自己无法说服军方，也无法与美国达成协议，首相这个位子简直就是个烫手山芋，只好黯然辞职。接替他的，是时任陆军大臣、也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留着个小胡子，戴副圆眼镜，看起来像个不起眼的乡下教书先生。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意志坚定、手段强硬、而且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思想极其愚忠的“战争狂人”。很多人因为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鲁莽和固执，私下里瞧不起他，甚至有人骂他是“东条二愣子”（意思是头脑简单，一根筋）。但也正是这种看似“二愣子”的“胆大包天”和“敢作敢当”（当然是为侵略扩张“敢作敢当”），使得他能够在那个关键时刻，得到军部强硬派和右翼势力的支持，登上了首相的宝座。
东条英机一上台，基本上就意味着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和平大门，被彻底关上了。他和他领导下的战争内阁，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进行对美开战的最后准备。
而负责具体策划和实施这场“惊天豪赌”的关键人物，就是咱们下一章要隆重介绍的，时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