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校的第三个月，我正式成为姜树君老师的助课。第一次踏进教研室时，午后阳光正透过老式玻璃窗斜斜切进来，精准地落在他胸前那枚泛着哑光的清华大学校徽上。他指尖夹着支红笔，正俯身批改教案，连页眉处一个漏标的逗号都用红圈仔细圈出，神情专注得仿佛在调试精密仪器。
直到我轻轻咳嗽了一声，他才仿佛从某种沉思或者发呆的状态中回过神来，缓缓地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地看向我。然而，当他的目光与我交汇的瞬间，那种迷茫迅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清冷和淡漠，眼底甚至连一丝多余的笑意都没有。
他就这样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用一种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语气说道：“热控两个班级的答疑，以后就由你来负责了。”这句话虽然说得很轻，但其中所蕴含的力量却不容小觑，仿佛这是一个早已决定好的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原来这两个班级在全校都是出了名的“女儿国”。每个班级里都有二十四名女生和十六名男生，这样的男女比例在其他班级中是相当罕见的。
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每当答疑时间到来，围在我身边的却总是清一色的女生。她们总是怀揣着写满批注的笔记本，急匆匆地挤在我临时落座的课桌前。这些女生们的发梢散发着淡淡的茉莉香味，那是洗衣粉的味道，清新而宜人。
当她们与我交流时，轻柔的气息会轻轻地拂过我的耳畔，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痒意。偶尔，她们的指尖会不小心划过习题册，不经意间蹭到我的手背，这种细微的触碰虽然短暂，却像一阵电流般传遍全身，让我不禁有些心猿意马。
有次在教室辅导拉斯变换，我趴在学生课桌上写写画画，身后的女生为了看清板书，几乎贴着我的后背俯身过来。毛衣领口的热气漫过我的脖颈，带着少女特有的馨香，我握着钢笔的手竟莫名晃了晃，把关键的“正弦”二字写成了“余弦”。哄笑声里，我脸颊发烫，抬头时正撞见前排刘红兵促狭的笑眼，她扎着高马尾，额前碎发沾着细汗，手里的草稿纸写得密密麻麻。
刘红兵总是那个最为积极主动的人。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会带着一叠又一叠的草稿纸前来询问问题，而且问题还非常细致，甚至连教材例题中被省略的推导步骤都不放过，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何时起，其他女生也开始悄悄地凑过来，聚精会神地聆听刘红兵的问题以及我给出的解答。慢慢地，这个小小的圈子越来越大，最后在我的书桌前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考试前一周，教室里的景象简直可以用“夸张”来形容。不仅座位上坐满了人，就连过道里也挤满了女生。她们或站或坐，有的还搬来了小凳子，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我站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讲解着重点内容。由于连续讲了很长时间，我的嗓子已经开始冒烟，仿佛要燃烧起来一般。正当我准备抬手揉揉喉咙时，突然有一只纤细的手伸了过来，手上端着一个温好的搪瓷杯。
我定睛一看，只见杯子的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那鲜艳的红色在白色的杯壁上显得格外醒目。杯子里的水还冒着热气，显然是刚刚温好的。我接过杯子，感受着杯壁传来的温暖，心中涌起一股感动。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虽然我站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解知识，但其实也是在为同学们服务。这种“为同学服务”的感觉让我真切地感到了骄傲和满足。
那天我正弯腰给女生们画热力循环图，头顶忽然传来熟悉的冷意。姜老师不知何时站在了圆圈旁，黑皮鞋尖离我的裤脚只有两厘米。
“你们让杨老师歇歇。”他声音不高，却像一块冰投进滚水里，围着我的女生们瞬间散开，纷纷低着头往座位退去。他扫了眼桌上摊开的复习提纲，眉头皱得更紧：“一到考试就围着要重点，你们是想投机取巧吗？学热控不是背公式，来不得半点虚假。”说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脚踏实地”四个字，粉笔灰簌簌落在他肩头，像一层薄薄的雪。
可他从不多说苛责的话。后来他让我试讲，让我把整个学期的教案完整地交给他审阅；甚至在期末，将出考试题的重任也托付给我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这份沉默的信任，比任何直白的鼓励都更有分量。
年底的清河会战，我们跟着学生一起驻扎在工地上。十二月的北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又冷又痛。很多班级只能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夜里能听见帆布被风吹得哗啦作响，冻得人缩成一团。热自的女生们却格外幸运，分到了几间旧工人宿舍，虽然暖气不足，墙壁也有些漏风，但至少能抵挡刺骨的寒风。
元旦晚会就在其中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举行。四十多个女生挤在一起，有人把干净的床单扯下来当幕布，有人踩着凳子把彩色气球挂在电灯周围，昏黄的灯光透过气球，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本想躲在角落当个看客，却被她们不由分说拉到中间，起哄让我表演节目。
我攥着临时写就的诗稿，指尖烫得厉害，紧张得声音都有些发颤。当念到“红旗红霞红光里啊，有我们红色的新一代”时，不知是谁先鼓起了掌，紧接着，掌声像潮水般涌来，淹没了我的心跳。前排的刘红兵眼睛亮晶晶的，举着个空罐头盒当拍手器，罐头皮碰撞的清脆声响混在掌声里，格外悦耳。那一刻，房间里的暖气仿佛忽然足了起来，女生们的笑声、掌声裹着淡淡的雪花膏味，将我整个人都泡在了温柔乡里，连鼻尖都泛起微微的酸。
姜老师也来了，就站在门口，没说话，只是看着屋里热闹的景象。我无意间抬眼，正好撞见他的目光，那双眼素来清冷，此刻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像冰雪初融时的湖面。
再后来，我也成了能独当一面的老师，带过一届又一届学生，却再也没遇过那样纯粹热烈的“女儿国”。有时深夜批改作业，看见女生们娟秀的字迹，总会想起那年冬天——姜老师黑板上力透纸背的粉笔字，女生们递来的温热搪瓷杯，刘红兵晃动的高马尾，还有罐头盒碰撞的清脆声响，都像落在心尖的糖，甜了许多年。
如今我早已两鬓斑白，退休在家，书架上还摆着当年抄写的教案，纸页都已泛黄。偶尔在梦里，还会回到那间洒满阳光的教室。女生们围着我问问题，叽叽喳喳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刘红兵的马尾辫晃来晃去，姜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还拿着支红粉笔，眼底的笑意不再遮掩，清晰可见。
醒来时，窗外的月光落在枕头上，温柔得像当年女生们的气息。我摸着眼角的皱纹，忽然明白：有些温柔，有些悸动，会跟着那段滚烫的青春一起，永远留在记忆里，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无论过多久，想起时依旧温暖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