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 1967 年国际生态保护中心，会议室的长桌上铺满了厚厚的文件，《全球生态长效保护公约（草案）》《跨时空生态监测技术规范》《生态破坏行为惩处细则》等文件按类别整齐摆放。江浅穿着印有生态保护标识的浅蓝色衬衫，坐在主位上，面前的电子屏实时显示着全球生态监测数据 ——1913 年雾灵山的森林覆盖率、1938 年战后湿地的水质指标、1967 年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数据以动态图表的形式呈现，直观反映着各时空的生态现状。“建立生态环境长效保护机制，不能只靠短期治理，必须从法律、合作、科技三方面发力，形成全方位、可持续的保护体系。” 江浅的目光扫过在座的各国生态专家、政策制定者，语气坚定。
首先提上议程的是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来自 1967 年的环境法专家张教授，拿起《生态破坏行为惩处细则》草案，逐条讲解：“我们参考了 1913 年‘地脉保护乡规’、1938 年‘战地生态修复条例’，结合现代法律框架，明确了从个人到企业的生态保护责任。比如，针对企业非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不仅要处以高额罚款，还要强制其参与生态修复工程；个人破坏植被超过一定面积，需承担社区生态服务义务。”1913 年的地脉守护者周伯皱着眉头提问：“张教授，这些法律在咱们 1913 年的乡村能落地吗？很多村民不懂法，要是不小心破坏了地脉植被，会不会受到过重处罚？” 张教授笑着解释：“周伯放心，我们设置了‘分级惩处’和‘教育优先’原则。对首次轻微违规的村民，先进行生态保护知识培训，指导其恢复植被；只有屡教不改或严重破坏行为，才会采取处罚措施。而且我们会在各村设立‘生态普法站’，让大家知法、懂法、守法。”
不久后，《全球生态长效保护公约》正式生效，各时空同步出台配套法律法规。在 1913 年的雾灵山脚下，村支书老王带着 “生态普法站” 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放《生态保护手册》。手册用通俗易懂的插画，讲解了禁止乱砍滥伐、禁止向溪流排污等规定，还标注了违反规定的具体后果。村民周大叔翻看着手册，指着 “禁止在林地焚烧秸秆” 一条问：“以前咱们烧秸秆习惯了，现在不让烧，秸秆怎么处理呀？” 工作人员笑着说：“我们联系了 1967 年的环保企业，他们会派车来回收秸秆，制成有机肥料，既环保又能卖钱，一举两得！” 周大叔听完连连点头：“这样好！既不破坏环境，还能增加收入，我们肯定支持！”
法律法规的执行很快迎来考验。1967 年的某化工企业，因偷偷向河流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导致下游水域鱼虾大量死亡。环保部门接到举报后，迅速派人现场检测，获取了企业违法排放的证据。在执法现场，企业负责人试图辩解：“我们只是偶尔排放，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执法人员拿出《生态破坏行为惩处细则》，严肃地说：“根据规定，你们的行为属于‘严重生态破坏’，需缴纳 50 万元罚款，同时负责下游水域的生态修复，我们会全程监督修复过程，直到水质达标。” 随后，环保部门联合 1967 年的生态修复团队，在河流沿线安装了 “智能水质监测仪”，实时监控水质变化，企业也不得不投入资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国际间的生态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江浅牵头组织了 “全球生态保护联盟”，吸纳了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保护组织、科研机构加入。联盟成立后的首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围绕 “气候变化对跨时空生态系统的影响” 展开讨论。来自亚马逊雨林的生态专家玛利亚，展示了雨林植被退化的卫星影像：“近五年，雨林的碳吸收能力下降了 15%，这不仅影响本地生态，还会通过大气环流影响 1913 年的雾灵山、1938 年的湿地。”1938 年的湿地保护专家赵教授立刻回应：“我们已经监测到，湿地的候鸟迁徙路线因气候变化发生了改变，部分候鸟因找不到合适的栖息地而数量减少。我们建议各国共享气候与生态监测数据，共同制定应对方案。”
很快，“全球生态监测数据共享平台” 正式上线，各国的生态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共享。1913 年的雾灵山监测站，通过平台发现当地的气温变化趋势与亚马逊雨林的植被退化数据高度相关，立刻调整了森林抚育计划，增加了耐寒树种的种植比例；1967 年的城市环保部门，根据平台上的全球碳排放数据，优化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加快了充电桩的建设速度。在一次跨国生态修复行动中，1967 年的 “时空生态修复仪”、亚马逊雨林的 “土着植被恢复技术”、1938 年的 “湿地水质净化方法” 相结合，成功修复了一片因气候变化而退化的跨国界草原，让草原重新恢复了水草丰美的景象。参与行动的玛利亚感慨地说：“生态问题没有国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真正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科技手段的支撑，更是长效保护机制的关键。1967 年的时空科学研究院，研发出了 “全域生态感知系统”—— 由分布在陆地、海洋、大气中的数千个 “生态感知节点” 组成，能实时监测温度、湿度、水质、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等 20 多项指标，数据通过时空通讯技术同步到全球生态保护联盟的指挥中心。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各时空的生态数据以彩色图谱呈现，一旦某个指标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并推送相应的应对方案。
在 1913 年的雾灵山，“生态感知节点” 被安装在森林深处、溪流岸边。节点外形酷似石头，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既能避免被人为破坏，又能精准采集数据。一天，系统突然发出预警：雾灵山南部的土壤湿度骤降，植被生长指数异常。江浅立刻协调 1967 年的生态专家和 1913 有的村民组成应急小组，前往现场排查。到达目的地后，专家通过 “土壤探测仪” 发现，地下水位因附近的非法采石场而下降。“必须立刻关停采石场，同时启动‘时空补水系统’。” 专家下达指令。所谓 “时空补水系统”，是利用时空能量将其他区域的富余水资源，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缺水区域的技术。不到三天，雾灵山南部的土壤湿度就恢复了正常，植被重新焕发生机。村民周大叔看着重新变得翠绿的山林，感慨地说：“有了这‘千里眼’和‘输水神器’，再也不怕山林缺水了！”
针对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科研团队还研发了 “物种溯源与保护系统”。在 1938 年的湿地，工作人员用 “物种识别相机” 拍摄到了一只罕见的 “战地水鸟”—— 这种水鸟曾因湿地退化而濒临灭绝。通过系统比对，确认这是消失了 20 年的 “战地水鸟” 种群。科研人员立刻在湿地周边设立 “生态保护区”，安装 “智能投喂装置”，定期投放水鸟喜爱的食物，同时用 “时空能量屏障” 阻挡人类活动的干扰。半年后，“战地水鸟” 的数量从最初的 3 只增加到了 20 多之，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也随之提升。1938 年的湿地保护志愿者小李，看着成群的水鸟在水面嬉戏，开心地说：“没想到科技能让消失的物种重新回来，以后我们要更加用心地守护这片湿地！”
为了让长效保护机制深入人心，江浅还推动开展了 “生态保护全民行动”。在 1967 年的城市里，每月都会举办 “生态科普周” 活动，通过展览、讲座、实践体验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在 1913 年的乡村，成立了 “村民生态守护队”，村民们自愿参与山林巡逻、溪流清理等工作；在 1938 年的社区，开展了 “绿色生活挑战赛”，鼓励居民减少塑料使用、节约水电、参与垃圾分类。
一年后，全球生态保护联盟发布了《生态长效保护机制实施报告》：各时空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升了 8%，水质达标率提高了 15%，生物多样性指数上升了 12%，生态环境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在报告发布会上，江浅看着屏幕上的成果数据，感慨地说：“生态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长效保护机制的建立，让我们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保护’。未来，我们要继续完善法律、深化合作、创新科技，让绿色成为各时空永恒的底色，让子孙后代都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态环境。”
夕阳下，1967 年的国际生态保护中心外，草坪上的 “生态监测屏” 实时显示着全球生态数据，路过的市民不时驻足观看；1913 年的雾灵山，村民们正在给新种的树苗浇水；1938 年的湿地，志愿者们划着小船清理水面的垃圾。这些场景，共同描绘出生态长效保护机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也预示着，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生态家园将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