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遗产案：真相基金
法院的铜色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时，啊玉下意识攥紧了钟华的手腕。四月的风卷着法桐絮掠过台阶，她刚拆去固定右臂的护具，袖口下的淤青还泛着青紫色——那是发布会当天被顾氏残余势力推搡时撞的。
“判决书第17页写着，”钟华的声音带着术后未愈的沙哑，却异常清晰，“顾延霆非法转移的海外资产，将按比例赔付给近三年的工伤受害者。”她指尖划过文件边缘，那里还留着在IcU抢救时，啊玉用钢笔给她划的重点线。
啊玉望着街对面聚集的记者，他们镜头里的两人像是刚从硝烟里走出来：钟华的短发还没长过耳垂，左侧眉骨的疤痕在阳光下泛着浅粉；他自己的衬衫袖口卷到肘部，露出上周在雪山摔的擦伤。三个月前在泥石流里互拖对方爬出死亡线的人，此刻正站在法理与人性的交界线上，手里捏着一份迟来的正义。
“一共是两千七百万。”律师的公文包放在法院台阶的石桌上，金属搭扣反射着刺眼的光，“扣除必须赔付的部分，还剩四百三十万可由你们支配——顾延霆在遗嘱里特别注明，这笔钱需用于‘能让钟华不再做噩梦的事’。”
钟华突然低头笑了，笑声震得胸腔发疼。啊玉记得她在IcU最严重的一次梦魇，浑身冷汗地抓着他的手喊“火是冷的”，那时顾延霆的纵火视频还锁在律师的保险柜里，全世界都以为那个葬身火海的男人是罪魁祸首。直到林婉清从巴黎寄来的跨国快递里，掉出一枚加密U盘，他们才看清监控死角里那个穿红色高跟鞋的女人——顾延霆的秘书，用助燃剂伪装成电路老化的模样。
“我想建个基金。”钟华的手指在文件上敲出轻响，“专门帮那些被资本压着没法说话的人。”她抬头时，啊玉看见她眼里的光，和去年在蒙马特高地举着相机拍晚霞时一模一样。那时她刚从顾氏的舆论漩涡里挣脱，镜头里的晚霞烧得比纵火现场的火光更烈，转身时却把他的影子也框进了取景器。
筹备基金的第一个月，他们在藏区休养时住过的民宿老板打来了电话。卓玛的声音带着酥油茶的暖意：“转经筒上的红绳被风吹断了，我重新帮你们系了两丈长的。”啊玉望着办公室墙上的世界地图，巴黎的位置贴着林婉清寄来的薰衣草干花，藏区的标记旁画着两个交缠的红绳结。
“需要个名字。”钟华把采访本摊在桌上，上面记着二十七个受害者的名字。最末页画着个简易的天平，左边写着“真相”，右边画着三个小人——她总爱用这种孩子气的方式记录重要的事。啊玉想起顾延霆遗书里的话：“资本会腐烂，但真相永远有重量。”
“就叫‘真相基金’。”他把这句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在钟华的采访本旁边。便利贴的边缘和她画的天平线恰好重合，像道无形的符咒。
启动仪式定在顾氏大厦拍卖的那天。钟华穿着林婉清从非洲寄来的靛蓝长裙，裙摆上的蜡染图案是三个手拉手的人影。啊玉站在她身后整理话筒线时，发现她藏在裙摆下的脚踝上，还系着在雪山转经筒旁偷系的红绳。
“我们收到的第一笔求助，来自一位退休的消防员。”钟华的声音透过音响传遍广场，她举起的照片里，穿消防服的男人抱着个孩子冲出火场，背景是三年前被烧毁的顾氏仓库，“他因为拒绝作伪证被开除，现在得了尘肺病，却拿不到工伤鉴定。”
人群里突然传来骚动。啊玉转头看见个穿褪色西装的老人，正举着泛黄的工资单发抖——那是顾氏纺织厂的老厂长，去年在发布会上被保安架出去时，怀里还揣着二十多个工人的联名信。此刻他挤到前排，把那张皱巴巴的纸塞进钟华手里，上面用红笔写着：“我知道仓库火灾前，有辆白色货车进过后门。”
仪式结束时，啊玉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林婉清发来张照片：非洲草原的星空下，她用手电筒照着块木牌，上面刻着“真相基金”四个歪歪扭扭的汉字。配文只有一句话：“你们在人间种树，我在天上浇水。”
他抬头看向钟华，她正在给排队登记的受害者发登记表，阳光穿过她的发梢，在表格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有个小女孩举着蜡笔画跑到她面前，画上三个小人手拉手站在彩虹下，每个小人头顶都飘着云朵——一朵写着“啊”，一朵写着“钟”，还有一朵画着飞机，尾巴拖着“林”字的尾音。
“顾延霆的遗产里，还有批没被污染的布料。”啊玉走到钟华身边，把手机里的照片给她看，“卓玛说可以寄到藏区，让牧民做成帐篷。”钟华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点了点星空，那里的星星亮得像IcU监护仪上跳动的绿光，像他们在普罗旺斯民宿初雪时壁炉里的火星，像所有穿过命运荆棘后，终于透进来的光亮。
傍晚整理文件时，啊玉在基金章程的最后一页发现行小字。是钟华的笔迹，铅笔写的，快要看不清了：“所谓真相，不是要让谁赎罪，是要让活着的人敢抬头走路。”窗外的夕阳正落在顾氏大厦的废墟上，那些曾经象征权力的玻璃幕墙，此刻碎成了满地的金箔，像给这片土地铺上了层温暖的痂。
他掏出钱包里的机票存根，那是去年从巴黎回来时的票根，夹层里林婉清写的纸条还在：“去追让你手机相册占满的人。”现在他的相册里，有钟华在雪山系红绳的背影，有林婉清在非洲草原举着星空的侧影，有受害者拿到赔偿时的笑脸，还有张三人的影子拼成爱心的照片——那是钟华在储藏室发现的婚礼礼物，此刻正摆在基金办公室的窗台上，被夕阳镀上了层金边。
钟华抱着刚收到的求助信走过来时，啊玉正对着照片发呆。她把信放在桌上，最上面的信封上贴着片薰衣草干花，邮戳是巴黎的。
“林婉清说，”钟华拆开信，声音突然软下来，“她在难民营遇到个会修相机的老人，要我们寄台旧相机过去。”她抬头时眼里闪着光，像有星星落在里面，“她说真相不光要用嘴说，还要用眼睛看，用手记录。”
啊玉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远处的路灯次第亮起，像串被点燃的祈福灯。他想起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雨里，钟华的相机镜头先映出他的那一刻，雨水顺着镜头边缘滑落，像给整个世界镶了道水晶边。原来有些相遇真的能劈开命运的荆棘，让那些曾经挡过尖刺的人，最终都能走在同一片坦途上。
“明天去仓库看看那批布料吧。”他把林婉清的信夹进基金章程，“顺便给藏区寄箱相机。”钟华笑着点头时，啊玉发现她耳后别着片银杏叶标本——是去年泥石流里，从她发间捡回来的那片，被她塑封成了书签，边缘还留着他当时情急之下咬出的齿痕。
夜色漫进办公室时，两人并肩站在窗前。桌上的台灯照着“真相基金”的铜牌，牌面反射的光在墙上投出三个交叠的影子，像极了很多年前，林婉清手机屏保上那张酒会合影的背影。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命运会织出怎样的网，只知道站在彼此身边时，连影子都在用力地靠近。
啊玉突然想起钟华在新书《红颜》里写的最后一句话：“所有的真相最终都会长成树，那些曾为它挡过风雨的人，会变成树上的年轮，一圈圈地，把温暖刻进时光里。”此刻晚风穿过敞开的窗户，吹动桌上的薰衣草干花，像谁在遥远的地方，轻轻说了声“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