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悄然流转，从 1971 年的元旦到 1972 年的元旦，
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整年就这么溜溜过去了。
北京的清晨还带着扎骨头的凛冽寒意，
长安街上的路灯在薄得像纱的雾里依旧泛着昏黄的光，打远处瞅着，朦朦胧胧的。
南锣鼓巷的灰墙黛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墙根儿底下还积着昨儿没化透的雪碴子。
这条跟元大都同期建成的古巷，这会儿仍保持着 “鱼骨状” 的胡同肌理。
东西两侧的炒豆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整齐排列，
青砖铺就的主街被行人踩得油光锃亮，尤其下雨天过后，能映出人影儿来。
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里，屋檐下还挂着去年的干玉米，黄澄澄的一串儿，风一吹晃悠着。
只是正房山墙上新刷的 “破四旧，立四新” 红色标语墨迹还没干，
红得扎眼，把除四旧运动的余波妥妥地带进了寻常院落。
巷子口那棵老槐树旁，住了三代人的李大爷正借着晨光核对粮本，
老花镜滑到鼻尖儿上，他时不时用手指头往上推推。
“得嘞，我再数一遍，别错了数儿！” 他嘴里念叨着，
“全家五口人，我和老伴儿各 28 斤，上初中的小儿子 29 斤，
大儿媳妇李秀英作为成年家属也是 28 斤，两个年幼的孙女分别是 15 斤和 8.5 斤。”
他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在纸上画道道，“每月合计 126.5 斤定量粮票，
其中近三成是玉米面、高粱米，这细粮可得省着吃。”
秀英蹲在一旁仔细补袜子，针脚密得跟鱼鳞似的，把磨破的袜底缝了又缝，
手指头被针扎了好几下，她只是把手指放嘴里吮吮，接着缝。
“您瞅这袜子，再补补还能穿阵子，扔了怪可惜的。”
她抬头冲李大爷笑了笑，眼角带着细纹。
其实三年前街道组织青年下乡时，刚满 20 岁的她也在动员名单里。
但当时大女儿才 1 岁多，怀里的小女儿还在襁褓中，哭起来嗓门儿大得很，
丈夫又已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家里实在离不开人。
居委会核查后，按 “已婚且需抚养两名学龄前子女，符合留城照顾家庭” 的政策，
给她办了留城手续。
也正因如此，她更觉得要把家里照料得妥妥帖帖的。
五口人的衣服全靠她打理，每人每月 2 尺 4 的布票得精打细算，
手指都快把布票摩挲出毛边儿了。
“大闺女的棉袄明年改改，给小闺女穿正合适，省得再用布票。”
她心里打着小算盘。
元旦能凭肉票割上半斤五花肉包饺子，秀英提前两天就发好了面，面发得暄腾腾的。
两个孩子围着灶台转，小闺女拽着她的衣角，仰着小脸儿问：
“妈，我爸啥时候回来呀？我还没见过我爸呢。”
大闺女也在一旁搭腔：“是呀妈，我爸啥时候嫩回来？”
孩子的父亲，李大爷的大儿子，三年前就奔赴边疆了。
每月能领 32 斤口粮，寄回的家书里总说 “粗粮管够，
就是想你们娘仨，夜里做梦都能梦着孩子笑”。
秀英每次读信都背着孩子抹眼泪，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信纸上，把字都洇开了。
斜对门黑芝麻胡同的李教授家却格外安静，静得能听见老鼠打架的声响。
这位教了二十年语文的中学教师，自从 1970 年学校 “清理阶级队伍” 后，
就被调去管理校办工厂的木工房，每天刨木板、修桌椅，
满手都是老茧，再也没登上过讲台。
他家书桌上的线装书早被捆进了床底，用旧布盖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人看见。
门框上还能看见去年贴标语时留下的浆糊印，黑乎乎的一块。
院里的老邻居都知道，李教授夜里常对着煤油灯写检查，
烟卷头堆得像座小山，屋里总飘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儿。
有回邻居路过，听见他叹气：“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还想给孩子们上课呢。”
街头巷尾，人们裹着灰蓝黑三色的厚棉袄匆匆而过，棉袄领口、袖口都磨得发亮。
自行车的叮铃声与公共厕所的掏粪车铃铛声交织在一起，
“叮铃铃”“当啷啷”，成了胡同里不变的声响。
时光流转到 1973 年，南锣鼓巷的细微变化悄然发生。
主街中段原本坑洼的路面被填了碎石，平平整整的，下雨天的泥坑少了许多。
更让胡同居民振奋的是地铁 1 号线的试运行消息。
这条西起苹果园站，东至北京站的线路，沿途经过公主坟、军事博物馆、
天安门西、王府井、东单等站点。
虽然发车间隔长达 20 分钟，且主要对机关干部、工厂骨干等 “有组织人员” 开放，
但偶尔能凭单位开具的证明坐上一回，那可是足以成为全家炫耀的资本，
跟街坊聊天时都能抬高嗓门儿。
住在南锣鼓巷北口的铁路工人老马是重体力劳动者，每月能领 45 斤口粮，
比普通居民多出近一半，这让他在胡同里很有面子。
他曾因抢修设备坐过一次地铁，回来后逢人便讲：“嚯！那车厢比火车还稳当，
一点儿不晃，天安门站的站台亮得能照见人影儿，比咱胡同里的路灯亮十倍！”
说得唾沫星子横飞，听得街坊们眼睛都直了，一个劲儿地问：
“真那么好？啥时候咱也能坐坐？”
此时胡同里的四合院依旧拥挤，雨儿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挤了 7 户人家，
共用一个水龙头和院角的煤棚。
邻居们每天天不亮就得排队接水，冬天水管冻住了，还得端着热水去浇，
嘴里骂骂咧咧：“他大爷的，这水管又冻上了，折腾死人了！”
上山下乡的影响仍在延续。
李教授的侄子刚满 16 岁，就主动报名去了内蒙古插队。
家里长辈总说 “去边疆锻炼能洗清成分，对以后有好处”，说得跟板上钉钉似的。
出发那天，院里的邻居们都来送行，李教授的妻子塞给孩子一包炒面 ——
那是用省下来的白面掺了玉米面做的，还加了点糖，眼圈通红地嘱咐：
“照顾好自个儿，常写信，到了那儿少说话，别惹事儿，听见没？”
孩子点点头，眼圈也红了，强忍着没哭出来。
菜市场里终于能见到凭 “细菜票” 才能买到的胡萝卜和青萝卜，
虽然每户每周仅限 2 斤，可街坊们还是凌晨四点就去排队，
队伍排得老长，都快拐到另一条胡同了。
有人冻得直搓手：“新鲜了欸！总算有细菜了，冻会儿也值了！”
买回来给孩子煮萝卜汤，汤里飘着几滴油花，自己却舍不得吃，只喝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