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十七把陈砚送的《钢与笔》揣在包里，隔三差五就翻几页。那些关于网线、老干部楼和清洁工的文字，像带了钩子似的，总把他的思绪往深处拽。
终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又约陈砚去了那家咖啡馆——
还是靠窗的位置，梧桐叶已经开始泛黄，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
“陈哥，我这几天总在想你书里写的事。”顾十七把刚点的美式推到陈砚面前，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杯沿，“你说咱们国家这些年经济是上去了，可这发展到底是拿什么换的？要是拿工人的委屈、普通人的尊严换的，这经济就算再涨，又有什么意义？”
陈砚端着咖啡没喝，先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封皮上还印着“中国联通”的logo，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他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用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旁边还画着歪歪扭扭的折线图。
“你看这个。”陈砚指着其中一行数字，“2018年青岛的Gdp是1.2万亿，比2010年翻了快一倍。可同年我们这些智家工程师的平均工资，扣除通胀之后，其实只涨了不到五百块。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一天要跑多少户吗？最少八家，多的时候十二家，有时候忙到晚上十点还在小区里爬楼梯，晚饭就啃个面包。”
他顿了顿，指尖在“12家”那三个字上轻轻敲了敲，像是在触碰那些疲惫的夜晚。“有次我去李村的一个老小区修宽带，用户家在六楼，没电梯。
我背着十斤重的工具箱爬上去，汗把衬衫都浸透了，贴在背上像块铁板。
修完之后用户说‘小伙子辛苦’，给了我一瓶冰镇可乐，我攥在手里半天没舍得喝——
不是舍不得，是那时候突然觉得，我们的力气好像就值这瓶可乐。”
顾十七没说话，想起自己刚毕业时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的经历。
每天加班到凌晨，一个月才两千块补助，领导还总说“年轻人要多吃苦”。
那时候他以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现在听陈砚这么说，才觉得这不是个例。
“你知道吗？”陈砚突然抬头看着顾十七，眼神里带着点复杂的情绪，“我以前跟我们队里的老王聊过，他在联通干了十五年，从线务员做到智家工程师，手上的老茧厚得能磨破砂纸。他儿子去年考上大学，学费要一万二，他跟亲戚借了个遍才凑齐。可我们单位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每天喝着茶聊着天，年终奖比我们一年工资还多。你说这经济发展，是不是就靠我们这些人把力气拧成绳子，让别人踩着往上爬？”
顾十七拿起桌上的《钢与笔》，翻到关于市北区老干部疗养所的那一页。
“陈哥，你书里写那位军长夫人，家里都是老物件，可军用专线却一直留着。我当时就想，同样是‘干部’，怎么有的人心安理得享受特权，有的人却连件新沙发都舍不得买？”
“这就是分配的问题了。”陈砚把笔记本合上，指尖在封皮上蹭了蹭，“你之前说‘按需分配是蛋糕做大后的事’，其实这话只对了一半。现在我们的蛋糕还小吗？2023年全国Gdp都超126万亿了，就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算少。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那么多老人要六十岁还吊在楼外擦玻璃？根本不是蛋糕不够大，是切蛋糕的方式出了问题。”
他给顾十七举了个例子：2019年他们单位搞“智慧家庭”推广，要求每个工程师每月至少完成二十单业务，完不成就扣绩效。为了冲业绩，他们每天跑断腿，有的同事甚至要给用户送米送油才能签下单。
可最后项目结束，领导拿了十万块的奖金，他们这些一线工人，每人只发了一百块的“辛苦费”。
“那时候我就想，这‘智慧家庭’到底是谁的智慧？是谁的家庭？”陈砚的声音有点哑，“我们把蛋糕做大了，可切蛋糕的人却把最大的那块留给了自己，剩下的碎渣才分给我们。你说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分明是换了件外套的资本主义剥削。”
顾十七突然想起自己老家的事。
他爷爷是个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现在每月能领一百多块的养老金。
而他爷爷的堂哥，以前在县里的粮食局当领导，退休后每月退休金八千多，还能报销医药费。
“我小时候总听我爷爷说‘人跟人不一样’，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这不一样不是因为谁更努力，是因为分配的尺子歪了。”
“你说的对，尺子歪了。”陈砚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份旧报纸，上面有篇关于“社保双轨制”的报道，边角被他用红笔圈了起来，“你看这个，2014年就说要改革社保双轨制，可到现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还是比企业职工高好几倍。我之前算过一笔账，我们单位一位退休的副局长，每月退休金一万二，相当于三个一线工人的工资总和。你说这公平吗？同样是为社会做贡献，凭什么有的人退休后能住疗养公寓，有的人却要靠捡垃圾补贴家用？”
他喝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凉了，味道有点苦。“我离开联通后，去给一个做服装外贸的老板写过文案。
他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才三千块，还没有社保。
可他去年买了辆保时捷，还在海南买了套海景房。他跟我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能者多劳’。可我想问，什么是‘能者’？是能压榨别人的人，还是能吃苦受累的人？”
顾十七突然觉得喉咙有点堵，他想起自己之前看到的一则新闻：深圳有位快递员，因为送件迟到被投诉，当场给用户下跪道歉。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就像一辆开得太快的火车，为了跑得快，把‘公平’‘尊严’这些东西都从窗户里扔出去了。可火车跑得再快，如果车上的人坐得不安稳，甚至要被甩下去，这火车还有必要接着开吗？”
“不是没必要开，是要换条轨道开。”陈砚把报纸叠好，放回包里，“我之前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面说‘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现在我们的生产方式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了，可分配方式还停留在‘谁有权谁多拿’的阶段。你看那些国企，仗着垄断地位，把利润都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的工资拖了又拖，这不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
他给顾十七讲了个故事：有次他去给一位大学教授修宽带，教授家里摆着很多关于经济学的书。教授跟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搭积木”，先把高楼搭起来，再慢慢修补细节。
可陈砚不这么认为：“如果搭积木的时候，把底层的积木偷工减料，那这高楼就算搭得再高，早晚也会塌。工人就是底层的积木，你不把他们的待遇提上去，不把他们的尊严找回来，这经济就算再发展，也是空中楼阁。”
顾十七拿起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经济发展的意义，不是看Gdp涨了多少，是看普通人的日子好了多少。”写完之后，他抬头看着陈砚：“陈哥，你说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吗？就像你书里写的，用文字当武器，能有用吗？”
陈砚看着窗外，一片梧桐叶正好落在玻璃上，像一只停在那里的蝴蝶。“我以前也怀疑过。有次我写了篇关于工人欠薪的文章，发出去之后没几天就被删了，还有人在评论里骂我‘不懂经济’‘故意抹黑’。那时候我特别沮丧，觉得自己像个堂吉诃德，拿着钢笔跟风车打架。”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和几位工人师傅的合影，背景是联通的营业厅，每个人都笑得很朴实。
“后来老王给我打电话，说他看到我那篇文章了，还把文章打印出来，给工地上的工友们看。他说‘有人替我们说话，就不算白受委屈’。那时候我才明白，文字不是没用，是需要时间才能发芽。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种子撒下去，哪怕只有一颗能长成树，也是希望。”
顾十七看着那张照片，突然觉得眼睛有点热。他想起自己之前总抱怨生活不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些什么。
“陈哥，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太渺小，做不了什么大事。现在我想明白了，就算我们只是普通人，也能为改变做些什么——比如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比如跟身边的人讲这些故事，比如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个手。”
陈砚笑了，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顾十七。
“这支笔是我离开联通的时候买的，写了三年，笔尖都快磨平了。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不是让你当作家，是让你记住，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都有扞卫公平的责任。就像那位军长夫人说的，‘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顾十七接过钢笔，指尖碰到冰凉的金属笔杆，却觉得心里暖暖的。他拿起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顾十七”三个字，字迹虽然有点歪，却很有力。
窗外的风又吹起来了，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为他们鼓掌。
咖啡馆里的人不多，有人在低声聊天，有人在对着电脑工作，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可顾十七知道，从今天起，他的奔波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不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是为了让更多像老王一样的工人，能拿到应得的工资；让更多像吊在楼外的清洁工一样的普通人，能有尊严地生活。
陈砚端起凉了的咖啡，喝了一口，味道虽然苦，却带着点回甘。“十七，你知道吗？我现在写文章，不指望能改变世界，只希望能让更多人醒过来——醒过来知道自己的权利，醒过来为自己的尊严奋斗。就像黑暗里的一点光，虽然小，却能照亮前面的路。”
顾十七点点头，拿起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新的字：“蛋糕做大了，更要分好。不是为了某个人，是为了每一个人。”写完之后，他抬头看着陈砚，眼神里充满了坚定。
那天下午，他们在咖啡馆聊到很晚，直到太阳落山，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离开的时候，顾十七把《钢与笔》抱在怀里，钢笔揣在口袋里，像是抱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知道，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很多年，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像陈砚一样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公平和正义奋斗着。
就像陈砚在书里写的：“真正的经济发展，不是数字的增长，是人的成长；不是高楼的崛起，是尊严的挺立。当每个普通人都能活得有尊严、有希望，这样的经济发展，才值得我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