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十七带着妻子，决定旅游散散心。两人也该放松了。
一张机票，夫妻两人飞到了海滨城市青岛。决定给自己好好放一个假。
在青岛老城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遇见陈砚时，窗外正飘着初秋的雨。
梧桐叶被雨水打湿，贴在青石板路上，像一片片深绿色的墨痕。
陈砚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手指关节粗大，指缝里还嵌着点洗不掉的墨渍，和他面前那本精装的《资本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以前我手上可不是墨渍，是网线里的铜丝锈。”陈砚喝了口廉价的速溶咖啡，笑着张开手给顾十七看。
他的手掌上有几道浅浅的疤痕，像地图上被遗忘的小径。
顾十七这才注意到，这个看起来温和的中年男人，眼神里藏着一种少见的锐利，像是在浓雾里举着灯的人。
陈砚说，他曾经是中国联通的网络智家工程师，每天背着十斤重的工具箱，在青岛的大街小巷里穿梭。
那是2018年，青岛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米两万多，市南的房价更是涨到了8万一平，可他每个月的工资扣完社保，到手还不到四千。
“你知道联通的宽带年费有多贵吗？”陈砚突然问，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了敲，“一千两百八，比移动贵了将近一半。”
他第一次意识到“阶级”这两个字的重量，是在团岛的那栋邮政干部楼。
那是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老楼，四四方方的，中间围着一块小小的空地，像个被遗忘的天井。
那天他要去给顶楼的一位退休老干部修网络，电梯里贴着“老干部疗养区，闲人免进”的告示，金属按钮被磨得发亮，连数字都透着股威严。
打开门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真丝睡衣，家里摆着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和领导的合影。
老人的声音很洪亮，说网络断了一下午，耽误了他看股市行情。
陈砚蹲在电视柜旁边查线路，客厅里的空调吹着冷风，他额头上的汗却一直往下掉——
不是因为热，是因为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楼外面的景象。
两位清洁工正吊在窗外的安全绳上，像两片被风吹得摇晃的叶子。
男人穿着蓝色的工装裤，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布满静脉曲张的小腿；
女人扎着花白的马尾，手里拿着抹布，一点一点地擦着玻璃。他们的年纪看起来都不小了，至少六十岁，安全绳在风中晃得厉害，每晃一下，陈砚的心就跟着紧一下。
“那栋楼里的老干部，退休金一个月最少八千，还不用交物业费，冬天的暖气费都是单位报销。”
陈砚的声音低了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的边缘，“可楼外面那两位清洁工，一天干八个小时，工资才一百五十块，还得自己交社保。”
他修完网络，老人递给他一瓶矿泉水，说“辛苦了”，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客气。
陈砚走到楼下，正好遇见那两位清洁工收工。男人背着工具包，脚步有些踉跄，女人扶着他，嘴里念叨着“今天风太大，下次可得多绑根绳”。
他们的午饭是两个馒头，一袋咸菜，就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吃，馒头被风吹得有点凉，他们却吃得很香。
“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社保双轨制。”陈砚的眼神暗了下来，“干部们拿着高额的退休金，住着疗养公寓，而普通工人就算干到七十岁，也得为了一口饭继续出卖力气。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新的等级制度。”
从那天起，陈砚开始留意身边的人和事。
他去修宽带的家庭，大多是富裕家庭或者干部家庭，他们的家里有宽敞的客厅，有智能的家电，孩子们穿着名牌衣服，谈论着出国旅游的计划。
而他自己，租住在城中村的小平房里，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都要算计着房租和水电费。
他第二次被震撼，是在市北区的陆军干部疗养所。
那是一栋新建的电梯楼，门口有士兵站岗，墙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
他要去给三楼的一位老大娘修宽带，进门的时候，正好遇见工作人员送午饭——四菜一汤，用保温桶装着，还有一份水果。
老大娘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布满了皱纹，却透着股精神劲儿。
她笑着让陈砚坐，给她倒了杯热茶。“小伙子，别着急，慢慢修。”老大娘的声音很温和，像青岛冬天里的阳光。
陈砚在修宽带的时候，注意到家里有两台座机。
一台是普通的白色电话，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另一台是黑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五角星，电线是专用的屏蔽线。“大娘，您这电话还挺特别。”陈砚忍不住问。
老大娘笑了笑，说：“这是军用专线，以前给我老伴用的。”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他以前是军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走了，这电话就一直留着，算是个念想。”
陈砚愣住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位看起来普通的老大娘，竟然是军长的家属。
可老大娘的家里，却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沙发是几十年前的老款式，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布套；
电视柜上摆着几个旧相框，里面是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军装，眼神坚定；墙上挂着一幅刺绣，绣的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应该是老大娘自己绣的。
“我老伴一辈子都节俭，从不搞特殊化。”老大娘摸着沙发的扶手，轻声说，“他常说，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不能忘了本。”
她还跟陈砚说，这栋楼里住的都是老兵，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有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他们的孩子里，有的还在部队服役，有的去做了普通的工人，没有一个人靠着父母的关系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