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收国二年，即公元1116年闰正月，东京辽阳府仿佛被一层压抑的黑色幕布所笼罩。
天空中，阴云如墨肆意翻涌，沉甸甸地仿佛随时都会压塌下来，预示着一场足以改天换地的风暴正蓄势待发。
此时的辽王朝，恰似一座矗立在狂风骤雨中摇摇欲坠的古老大厦，内部早已被腐败与纷争的蛀虫侵蚀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倾。
朝堂之上，权臣们犹如饿狼般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将国家大事完全当作争权逐利的筹码，使得整个政治生态乌烟瘴气，混乱不堪。
官员们不再以社稷为重，而是忙于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政令朝出夕改，毫无稳定性与权威性可言。
民间社会，百姓们在沉重赋税的残酷压迫下，生活苦不堪言。
那一笔笔苛捐杂税，如同沉重的枷锁，紧紧束缚着百姓的手脚，让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犹如蝼蚁般卑微而无助。
他们每日辛勤劳作，却依旧难以维持生计，啼饥号寒者随处可见，卖儿鬻女的悲惨场景也时有发生。
就在辽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大厦将倾之际，女真族在其杰出领袖阿骨打的带领下，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新兴洪流，以锐不可当、势如破竹之势，向着辽国的统治发起了最为猛烈的冲击。
阿骨打目光如炬，心怀壮志，他深知辽王朝的腐朽与衰落，决心带领女真族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女真铁骑在他的指挥下，勇猛无畏，所到之处，辽军望风披靡。
而辽天祚帝，面对女真铁骑那令人胆寒的凌厉锋芒，顿时惊慌失措，方寸大乱。
他在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毫无章法，尽显颓唐萎靡之态，曾经辽朝大国的威严与气势已然荡然无存，如同过眼云烟般消散殆尽。
在这样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乱世背景之下，一个名叫高永昌的渤海人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高永昌身为辽国裨将，原本肩负着统领3000辽兵屯驻于东京郊外的重要职责。
他生得一双狡黠灵动的眼睛，目光之中时常闪烁着难以掩饰的野心光芒，平日里便时刻密切关注着时局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如同一只蛰伏的猎豹，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
当他率领部众入驻东京之时，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瞬间察觉到辽朝的统治已然如风中残烛，微弱的火苗随时都可能被扑灭，摇摇欲灭。
他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实现野心、成就霸业的绝佳契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随着一阵急促而响亮的鼓角声骤然响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高永昌果断决然地发动了兵变。
刹那间，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士兵们的呐喊声、兵器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令人胆战心惊。
旌旗在凛冽的夜风中猎猎作响，仿佛也在为这场变革助威呐喊。
高永昌自立为帝，定国号，改元“隆基”，妄图复刻昔日盛唐的辉煌荣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在这乱世之中开创一番伟大的事业。
这一“僭越之举”，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巨浪。
居住在东京周围的渤海人，由于与高永昌同宗同源，血脉相连，加之对辽朝长期以来的腐朽统治早已积怨已久，心中的怒火如干柴般一点就燃。
此刻，他们纷纷响应高永昌的号召，如同潮水般涌向他的麾下。
短短时日之内，高永昌的势力便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壮大，队伍从最初的3000人急剧扩充至8000余人，成为了辽东大地上一股不容小觑、不可忽视的割据力量，其影响力迅速蔓延开来。
辽朝统治者自然不会对高永昌的叛乱坐视不管，任其发展壮大。
他们立刻派遣萧韩家奴与张琳率领精锐无比的部队，气势汹汹、浩浩荡荡地前来围剿，妄图将高永昌这股刚刚燃起的反叛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以维护辽朝摇摇欲坠的统治。
面对来势汹汹、如狼似虎的辽军，高永昌很快便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新立的势力不过如水上浮萍一般，根基尚浅，脆弱不堪。
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辽军抗衡，那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经过一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深思熟虑，高永昌决定向风头正劲、如日中天的金朝求援，并试图与金达成联盟，共同携手攻灭辽国，以便在这混乱不堪的乱世之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自己更为远大的抱负。
于是，他精心挑选了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使者挞不野，让其携带自己饱含诚意的亲笔书信，怀着忐忑不安又充满期待的复杂心情，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前往金朝，向金太祖阿骨打表达合作之意。
挞不野深知此次任务的重大责任，一路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心中反复斟酌着见到阿骨打时的说辞。
起初，在金朝的慷慨援助下，高永昌得以在辽军的猛烈攻势下勉强维持局面，不至于迅速溃败。
并且凭借着这股强大的外力，他逐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队伍不断壮大，装备也日益精良。
然而，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高永昌的野心也如同脱缰的野马，愈发膨胀起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附金朝，借助金朝的力量发展自己，而是妄图恢复渤海人昔日的无上荣光，割据辽东，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成为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宰。
从此，他开始暗中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部署一切。他四处招募兵勇，扩充军备，打造兵器，囤积粮草。
不仅如此，他甚至公然违抗金朝的政令，对金朝的指示置若罔闻，与金的关系也逐渐走向破裂的边缘，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