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仁亲王想了一会，又说：“那捐款又怎么保证用到实处了呢？听说老蒋的官僚爱搞贪腐。不如这样，可以在捐款时搞个新闻发布会让各国记者，尤其是漂亮国帮忙监督老蒋，如果他连捐款都贪，如何能保证美援不滥用，甚至会成为国民党无可救药的证据？”
雍仁亲王道：“你呀，太精明！别说一个老蒋，十个老蒋也玩不过你。不过这样也好。”
外星理想主义与大国战略利益的意外共振——俊仁的“监督捐款”提议与美国“投石问路”的战略需求，表面上目标一致（确保资金不被滥用），实则分别承载着“文明公正”与“地缘控制”的深层逻辑。
1952年，漂亮国对国民党的政策进入“矛盾期”：
朝鲜战争陷入僵持，漂亮国急需在亚太构建“反共防线”，台湾当局（国民党）作为“前沿阵地”被重新重视。1952年《共同防御条约》虽未正式签订（1954年），但漂亮国已通过“太平洋防御圈”声明（杜鲁门1952年1月声明）默认对台的“事实支持”。但现实顾虑是漂亮国长期掌握国民党内部的贪腐证据（如1949年“招商局轮船走私案”、1950年“外汇走私案”），担心援助被挪用为“私人财富”或“非军事用途”（如填补财政亏空），导致“反共弹药”流入黑市或被中饱私囊。
因此，漂亮国“恢复援助”的核心诉求是“有限度的支持”——既要维持国民党的“反共姿态”，又要通过“监督”确保资金用于“有效对抗共产主义”（如购买美式装备、训练军队）。俊仁的“漂亮国监督”提议，恰好与漂亮国“投石问路”的战略需求不谋而合。
俊仁与美国的“监督”目标表面一致，但深层动机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殊途同归”的戏剧张力：
作为雅各宾人，俊仁的“监督”提议根植于其文明的“资源分配伦理”——在雅各宾帝国，所有资源（包括对外援助）必须遵循“透明-效率”原则，否则合作终止。他将这一逻辑套用于人类政治，认为“漂亮国监督”是解决贪腐的“最优解”：
对老蒋：若贪腐被揭露，国民党将失去“正统性”（既无法向民众交代，也无法向美国证明价值）；
对漂亮国：若资金被有效使用，漂亮国将获得“反共成果”（如更强的台湾防御），符合其“遏制战略”；
对民众：若捐款用于抗日纪念或民生（如医疗、教育），则能提升其的“反战”形象（符合其“帮助人类和解”的使命）。
这种逻辑本质是外星文明对“资源浪费”的本能排斥，与人类的“政治利益”无直接关联，却意外契合了漂亮国的“效率至上”思维。
漂亮国的“监督”提议则是冷战战略的延伸，其核心是“通过监督强化控制”：
信息掌控：漂亮国记者的“监督”本质是“情报收集”——通过观察捐款流向，评估国民党的“忠诚度”（是否将资金用于“反共”而非私利）；
权力绑定：若国民党接受监督，需默认漂亮国对其内政的干预（如资金使用需经美方审核），进一步强化台湾当局对漂亮国的依赖；
战略威慑：若发现贪腐，漂亮国可借此施压（如削减援助、公开丑闻），迫使老蒋妥协。
这种逻辑本质是大国对“代理人”的“风险管控”，与俊仁的“文明公正”无关，却因“监督”的形式重叠，形成了“目标一致”的表象。
俊仁的“政治高手”身份，并非偶然，而是雅各宾皇室传统与外星文明理性的双重塑造
尽管雅各宾帝国已进入君主立宪制，皇室成员“在议会摸鱼”的表象下，仍保留着传统政治精英的隐性教育：
皇室成员从小学习“议会制衡”“利益集团博弈”等课程，熟悉“形式权力”与“实质影响力”的边界（如通过议会提案影响政策，而非直接执政）；
雅各宾作为单一民族星球，其外交史本质是“与外星文明的接触史”，皇室成员需掌握“跨文明谈判”“资源交换”等技能（如用科技换取其他文明的资源）；
危机处理的本能：雅各宾历史上曾经历“资源危机”“外敌入侵”，皇室成员被训练出“快速判断局势”“用最小代价化解冲突”的能力（如俊仁用“两边捐款”平衡冷战阵营）。
这种教育使俊仁即使未直接参与人类政治，也天然具备“政治敏感度”——他能快速识别权力核心、利益交换的底层逻辑，甚至预判各方行动的后果。
俊仁的智商400，本质是雅各宾文明“理性进化”的产物。他的“不理解人类行为”（如贪腐、内战），源于外星文明对“非理性行为”的“降维过滤”；而他的“懂政治”，则是用理性逻辑解构政治共通性的结果：
政治的本质是“资源分配”：无论哪个星球，政治的核心都是“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维持群体存续”。俊仁将人类政治简化为“资源分配游戏”，用雅各宾的“效率至上”原则（资源应流向最能提升文明存续的方向）评估人类行为。
权力的本质是“信任背书”：俊仁的“神裔”身份本质是“信任符号”（人类因“神”的标签信任他），他将这一逻辑套用于人类政治——漂亮国监督老蒋，本质是“用监督建立信任”；国民党接受监督，本质是“用透明换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