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的晨雾还没散尽时，丈量土地的木尺已在山南的沙滩上划出第一道刻度。新到任的县令李崇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手里捧着抄录工整的《大唐均田令》，声音透过雾霭传得很远：“今日起，琉球推行均田，丁男百亩，丁女二十亩，老幼减半——皇恩浩荡，不分山南渔户、山北耕农，一例平等。”
台下的人群起初静悄悄的。山南的渔民们攥着渔网，脚边还沾着昨夜的海泥，他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从没听说过“分田”；山北的农夫们扛着锄头，眼神里半是期待半是怀疑，旧年里部落首领一句话，好地永远轮不到普通农户，这“大唐的规矩”真能算数？
李崇似乎看穿了众人的心思，朝身后挥了挥手。八个精壮的吏员抬着八块木板走上前，木板上用朱砂画着琉球全图，山川、海湾、滩涂标注得清清楚楚，连哪片礁石适合晒盐、哪片坡地能种番薯都标得明明白白。“各位看好了，”李崇指着山南的浅滩，“这片涨潮时没入水中、退潮后能种芦苇的沙田，共三百亩，分给山南十二户渔民，每户二十五亩，既可晒盐，也能种耐湿的杂粮。”
他指尖移向山北的平地：“那片黑土，亩产最高，分给山北十八户农夫，每户七十亩——别嫌少，均田制讲究‘还授’，丁男年满六十，要还田一半给官府，再分给新成年的后生，保证代代有田种。”
人群里忽然有人喊：“李大人，俺是山南的阿潮，俺家四口人，俺爹六十多了，俺媳妇刚生了娃，这田咋算？”喊话的汉子皮肤黝黑，胳膊上还缠着被渔网勒出的红痕。
李崇笑着点头：“问得好。你爹年过六十，算‘老男’，授田四十亩；你是丁男，百亩；你媳妇是丁女，二十亩；婴儿算‘幼童’，授田十亩。全家合计一百七十亩，这是官府算好的名册，你看——”他让人把户籍名册递过去，阿潮的名字旁果然列着明细，连婴儿的乳名都写上了，墨迹新鲜。
阿潮摸着名册上自己的名字，忽然红了眼眶。他家祖辈是山南“渔奴”，别说土地，连渔船都是部落首领的，打上来的鱼七成要上交。上个月他儿子出生，连块干净的布都买不起，如今名册上明明白白写着“阿潮家宅地二亩”，旁边还画了个小方框，标注着“可建瓦房三间”。
丈量土地的队伍很快分成十二组，每组都有吏员、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者和两个手持“均田司”令牌的监察官。木尺划过沙滩时，溅起的水珠沾在吏员的官服上；量到山北的梯田时，老农们主动扛来长梯，帮着丈量陡坡上的零碎地块。有个叫阿禾的农妇，非要把自己种了十年的桃树移栽到新分的宅地里，说“这树认主，跟着俺家新宅走”，引得众人笑起来，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
最棘手的是处理部落首领的私田。山北最大的首领原有良田千亩，豢养着上百个佃户，听闻要“还田于官”，当即带着家丁堵在村口，扬言“谁敢动田，就别怪刀枪不长眼”。李崇没带一兵一卒，只揣着《均田令》和一卷账册去了首领府。
“首领请看，”李崇铺开账册，“您家现有丁男五人，按制可授田五百亩，比寻常百姓多了四倍，足够子孙衣食无忧。剩下的五百亩，官府会折算成丝绸、铁器补偿，您看这清单——”他指着上面的“蜀锦二十匹、曲辕犁五具、环首刀十把”，都是首领平日里求而不得的唐货。
首领看着账册，又瞥了眼门外——不知何时，他的佃户们都围了过来，手里攥着官府发的“授田凭证”，眼神里满是期待。他忽然明白，大势已去，再硬扛下去，怕是连这五百亩都保不住。最终，他咬着牙在“自愿还田”的文书上按了手印，佃户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有人当场就往新分的田里跑，生怕晚了一步。
编户入籍的摊子就设在丈量队旁边。负责登记的小吏是从长安派来的，一笔好字写得龙飞凤舞。“姓名？”“山南，阿海。”“职业？”“渔民。”“家中人口？”“父、母、妻、子，共五口。”小吏笔尖沙沙响，很快填好一张户籍文书，末尾盖着鲜红的“琉球县印”，还粘着一小块桑皮纸——那是防伪的“骑缝印”，撕开一半留官府存档，一半给百姓收好。
阿海捏着文书，指尖反复摩挲着“户主：阿海”四个字。这张薄薄的纸，比部落首领的令牌还管用——以后交税、通婚、打官司，全凭这张文书。他忽然想起昨天李大人说的话：“编户齐民，就是让每个人都在大唐的户籍上有个名份，从此不是‘某部落的人’，而是‘大唐的百姓’。”
傍晚收工时，李崇站在高台清点名册，发现竟比原统计多了三十七口人。原来有些躲在深山里的“隐户”，听说分田给籍，主动抱着孩子来登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颤巍巍地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她丈夫当年被部落首领打死的血衣，如今她抹着泪说：“不求别的，就想让俺孙儿在文书上有个名，知道自己是大唐的人。”
入夜后，琉球的星空格外亮。山南的渔民们聚在新分的宅地上，用贝壳在地上画着房屋的格局；山北的农夫们举着油灯，在田埂上插标记，生怕明天忘了地界。李崇站在县衙的廊下，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忽然明白为何陛下执意要在琉球推行均田——当百姓在这片土地上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宅，有了写着自己名字的文书，他们望向长安的眼神，自然就有了归属感。
几天后，第一批户籍文书发了下去。阿潮把文书裱在木板上，挂在渔船的桅杆上，出海时风浪再大，只要看到那鲜红的官印，心里就踏实。阿禾在新宅的地基旁种上了那棵桃树，她说：“这树以后结的果子，得叫‘唐桃’。”
而那些被收回的部落首领的土地，改成了“义仓田”，收获的粮食专门救济灾年。李崇让人在田边立了块碑，刻着：“均田不分贵贱，编户皆是大唐民。”风吹过石碑，仿佛在应和着山南山北传来的笑声——那是渔民们计算着今年能多晒多少盐，农夫们琢磨着该种多少亩大唐传来的麦种，连孩子们都在学唱新教的童谣：“田是大唐田，户是大唐户，咱是大唐琉球人，抬头挺胸走大路……”
三个月后，大唐的“租庸调”税制在琉球落地。阿潮按户籍交了两石海盐、三丈麻布，官府给他发了“完税凭证”，凭证背面印着“凭此可优先入学宫、领救济”。他摸着凭证，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给部落首领交鱼税的日子——那时交多少全凭首领一句话，交不出就要被拉去做苦役。如今手里的凭证虽薄，却比任何誓言都让人安心。
山北的老农们则发现，按均田制分到的土地，种上大唐的麦种后，亩产比以前翻了一倍。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唐吏指导的样式修水渠，水渠的石头上刻着各家的名字，却没再分“山南”“山北”。有次山洪冲毁了一段渠，山南的渔民划着船来帮忙修补，山北的农夫则杀了自家养的鸡鸭招待，酒桌上有人说：“以前觉得山南路远，现在才知道，咱喝的是同一片海的水，种的是同一片唐的田。”
李崇把琉球的变化写进奏疏，送呈长安。李承乾看到“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皆知为大唐民”时，提笔批复：“均田者，均民心也；编户者，编民志也。琉球如此，海东可安。”
批复传回琉球那天，李崇把文书抄录后贴在县衙外的墙上。百姓们围着看，识字的人逐字念出来，不识字的人就听着，听完后有人对着长安的方向叩首，有人把家里的户籍文书又仔细叠了叠，藏进贴身的布袋里。
夕阳下，首里城的炊烟与唐式瓦房的飞檐交织在一起，山南的渔歌和山北的田歌顺着风飘远，最终融成一片——那是属于大唐琉球的声音，平和、安稳，带着土地与户籍赋予的踏实，在海东的海面上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