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毓祯的眼前，白玉雕凿的西半球地图上，南大西洲就像一只倒三角形插入蓝色的海洋中，南桑总督府就是这只倒三角形的尖端。
南大西洲地域广袤仅次于中洲，看似大陆上的一个尖部，实际的地域面积却相当大，按工部方舆司的测量，统有二百四十四万平方里，相当于大唐岭南道——岭南东道加岭南西道——三个的面积，但论文明与繁华，自是不能与岭南道比。
“这里就是不毛之地”。
这句话是一百年前礼部文明司的官员踏上这片土地时说的。
一百年前，那是昭宗时代，大唐的海军舰队第一次永久停靠在美索非加大陆的海岸线上，开辟港口建立基地，而不是像以往那般与这里的黑人王国交易了就走，海军在海岸线附近停下，四名文明司官员却是在黑人王国士兵的保护下深入了丛林腹地，然后说了一句：这里就是不毛之地，文明的荒漠。生活在这片地域中的黑人部族王国被文明司评为“村落聚居，有王无制度，无城市，无文字，冶铁三级文明，初级农耕文明”，实际就是原始文明；而在一百年后，这些原始部落文明已经进化成为“中型城市，酋长国制度文明”了——这就是礼部文明司的推进之功。
礼部文明司，不是文教司。
文教司主管大唐国内的文化教育，而文明司与文教司一字之差，其职责却是大不相同。
文明是什么呢？这个涵盖很广，“文教昌明”也在文明之内，但文明的意思更深，更远，在大唐的定义中也经历了一个由窄到宽、由内及外的过程。如果问李毓祯文明是什么，她会很简洁的回答：传承，道统。她说的传承是大道传承，远古文明的道统。
远古文明是人类从奴隶成为人、再成为神的奋斗光辉时代，至上古时这个文明达到巅峰，然后被天地浩劫毁灭，流传下来的传承是断代的、破碎的，这个道统也只为少数人掌握，是“云端”的文明，不可为世间道。
世间的文明，是今古的人创造出来的。
而今古文明的精粹，在中洲。伏羲氏的易，就是上古的道统向今古的演绎，但能读懂它的人很少，更别说领悟。后世的人代代在解易，夏人解了演《连山易》，商人解了演《归藏易》，影响最深的是周文王，在拘禁中得大道演《周易》，而后又有诸多的学者来诠释仍然很晦涩的《周易》，于是诸子百家纷纷而起：
老子解了，着《道德经》，道家出；孔子解了，着《易传》，儒家出；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计然家……统统解了，开辟出自己的学说，遂诸子文章传道至今。《易传》中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大唐太宗时的名臣、儒宗孔颖达阐释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就是说的着书立说，文章传道，而天下光明。《尚书》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是说的君臣治国的文德辉耀；而太宗皇帝说：“柔远俗以文明，慑匈奴以武略”，这是说的文治教化，并且要与“武略”相连。
显然大唐帝国的对外战争就是奉行了太宗皇帝的御释之义——先以武力平外夷，再以文明移夷俗。到高宗皇帝时就更进一步了。
高宗发布了文明战争论：
“文明者，与野蛮对立。我们为什么要消灭野蛮？因为我们是人，不是野兽。是人，就要有人的尊严，有人的伦理，有人的道德，有人的法度，有人的知识，有人的文治教化，有人的智化瑰宝……这些，就是人类的文明。野蛮，践踏文明，使人不成之为人……
“文明的意义，在于它是永远流动的河水，才能哺育大地，和两岸的人民。如果它停止了流动，那么终将枯涸，或者腐烂为臭水，生活在河边的人如果不开辟新河，或者离开寻找新的河流，就会精神死去，而肉.体也将死去，因为饥饿、压迫，种种原因。……
“故此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有进步和腐朽之分。先进之文明，国家强盛，人民安定，文化昌明，教育广兴，虽庶民而知礼，百业兴旺，农耕进步，工商繁荣，国家日日新，生机勃勃，如朝阳照万物而光明。落后之文明，或陷于疲，或陷于弱，或陷于昧，或陷于愚，或陷于暴，制度昏昧，赏罚不公，混乱无序，人民不得温饱，惶惶不得安定，上暴而下愚，人心陷于黑暗中。……
“历史如长河必是滚滚东流，世界之进步，必是文明消灭野蛮，先进替代落后，此天道人心也。……
“我们大唐帝国是一个伟大的王朝，一个伟大的王朝，必得肩负文明之使命，消灭野蛮，消灭落后，推进文明之进步，历史之进步，让大道的光辉照耀世界，让大道的火焰照亮黑暗中的人心，给他们点亮光明——此，谓之道也。吾中国者，大唐。何谓中国？非止中央之国，中央之大，还有道之中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国不可以不弘道。大道以弘远，这是吾辈之使命，安敢不行？安得不行？……”
这是高宗在国子监和太学视学时的御训，视学之后，高宗便题以《论伟大的王朝》将它登在邸报和官报上发出。又召入翰林学士，以白话文书写了一篇敕文下发，中心意思是“大唐的对外战争是解救受苦受难的庶民百姓”，颁发各道州县张贴，由宣谕官宣讲，并下到乡村。
高宗说，做事要师出有名，这就是师出有名。
当时大唐已经灭掉河西的回纥、铁勒、吐谷浑三国，逼走突厥，将燕周人赶到燕然山以北，正式设立河西道；唐军才休战才五年，高宗又发起了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战争，而西域诸国对大唐俱是臣服纳贡，未敢有不臣之心，因此高宗出兵西域就引起了朝野内外，尤其儒墨二家的激烈反对，抨击高宗出兵是“不义之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宗对士子们宣讲了“文明战争论”；对百姓们宣讲了仁慈战争论：“仁慈的君主必以仁爱对待子民而不是暴政，必以强大的军队保护子民而不是杀戮，必以严明的法律给予子民安定的秩序而不是剥夺生存的权利……仁慈的君主必以兵戈行仁慈，以战争的利器镇压残暴，拯救黑暗中的百姓……大唐包容天下，仁慈的君主必以光芒照亮黑暗的世界。”
由此，高宗将大唐的对外战争放在了正义和道德的制高点上，为大唐的对外战争奠定了道义基础，有力的回击了国内的反战之声。
纵然还有儒墨二家的言官和学者批评她是“借正义仁慈为名，行侵吞之实”，但是高宗发起的战争一则符合大唐上层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二则激发了士子阶层的使命感，点亮了一条光明又具象化的向道之路；三则以仁慈之名解救他国受苦的平民赢得了大唐平民百姓的好感；四则高宗之后就发行了战争债券，让大唐国民都享受到了战争红利，反对之声便越来越小，直至淹没在举国支持战争的浪潮中。
——高宗在帝札中对子孙说：什么是贤明的圣人？就是要以大义之名行事、以仁慈之名行事，这样，你在臣民眼中就贤明了；但是：你的心必须正，你的道路和目标必须是正确的，否则，帝王心术就只会让你偏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
而文明的进化，就是大唐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条必须向前流动的河流。
为了推动这条河流的流动，高宗在礼部设立了文明司，职责就是促进落后的文明转化为先进的文明。相比转化，高宗更喜欢进化这个词：进，前进；化，转化，移风易俗。这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词，是勇武和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但它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粗暴的、简单的，而是柔韧的、水滴石穿的变化，按太宗的话讲，就是“文明柔远俗”，一个“柔”字，道尽其真意。以文明司的理解而论，就是唐化，唐化，再唐化……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百年复百年……
自礼部文明司成立以来，已有二百又一十年，大唐新辟疆域的唐化、各个藩属国的唐化、海外诸个国家的唐化……这都是文明司的赫赫功绩。
包括，南桑总督府这片二百四十四万平方里的广袤地域。
一百年前这里还是部落王国，虽然首领称王，其实就是部落联盟，文明司评定为“有石头建的王城，王城之外皆为村落聚居，未形成分工的专业城市；王国最大者二十五万余人，有语言无文字，口传文明，以舞蹈和击乐沟通；无国家制度无官员制度，遇事部落长老合议决；无法律，犯事者以部落习俗处置……冶铁三级文明，可初步炼钢；农耕初级，使用铁钎铁铲铁锄，未用耕牛畜力，未有灌溉工事工具……”总之，就是原始文明，经过文明司一百年的推进，才成长为现在的农商城市文明，当然，也有了文字——唐文。
在南桑总督府之前，统治这片地域的是三个黑人酋长王国，科伊桑、桑达、班图，经过近一百年的唐化后，除了肤色外，他们的衣着服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等等，已经与唐人没有多少区别了，就连普通的黑人小孩儿也能熟练的用竹筷吃汤饼。当然，他们非加人的文明，除了那些野蛮的、恶劣的被摒弃外，那些独特的文化仍然存在，比如极具非加特色的，节奏激烈明快的舞蹈和打击乐，不只是这里的人不可缺少的，而且传入了大唐，称为非加乐，和龟兹乐一样，成为大唐舞乐的一部分。
而这种融入还有方方面面……
这一切，都是在文明、共同进步、富强、繁荣这些美好的名义下进行的渗透，直至水到渠成，这里就成为了大唐的疆域。
鲜血和异议也有，但已经埋进了泥土里。
这里是大唐在美索非加大陆上的第一块领土，而不是以前的海军基地，这意味着大唐正式向南大西洲插入了一刀。而这一刀，会在将来捅了大食帝国的菊花。
所以去年九月菊花开放的时候，李毓祯召见了邓王李翊浒，问他：“二叔可有兴趣到非加看菊花？”
如今邓王站在开夏府的昭平山上，俯视着山下叩石垦壤、箕畚奋战的场面，确切的说，是人力与机械畜力一起奋战的场面，黄肤色的人种夹杂在黑褐色黝黑色的人种中，吆喝声却是一致，“嘿嗨！嘿呦！”干得热火朝天——他至今仍记得自己的回答。
“臣，必为大唐，插好这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