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遍的传闻是：林一夫当年抱着篮球游过了海峡。
真实的情况是，他本来就是个游泳健将，他有段时间被调去驻扎jin门，这地方最近离大陆只有两公里。
林一夫解释道：“我其实当年并不是抱着篮球回来的，也没有游过整个海峡，这根本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余先生，这都是一些夸大了的传闻。”
余切问他：“那也很厉害了，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一点事情，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私心。”林一夫笑道，“相比起来，我老婆要更加伟大一些。”
他老婆就坐在林一夫旁边，看起来像个笑盈盈的学生，主动介绍自己道：
“余先生，我叫陈芸，没想到他竟然会在你面前提到我。”
“——她是很厉害！”林一夫忍不住插话，“她在爱丁堡罗大学读的硕士，然后在华盛顿大学读的教育学博士，孩子也是她在带，她比我好得多！”
居然是一对博士夫妻。
这夫妻俩可创造了一个记录啊。
不仅是第一个回来的经济学洋博士，还是第一对回来的博士夫妻。
余切赞叹道：“你俩都挺厉害的，除了舒尔茨先生，这里怕是没几个人比你俩的学历高了。”
舒尔茨旁边配了个翻译，他慢悠悠听完后道：“我不如Justin（林一夫的英文名），事实上，我当年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做了一个农夫。我的第一学历是布鲁克林农业学院……”
这个学院在美国类似于中国的职高，并不颁发学士文凭。
也就是说，舒尔茨后来能一路开挂拿到诺奖，全靠他发愤图强洗刷了自己的学历。
美国人不歧视第一学历？
哦，舒尔茨读书那会儿快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歧视个啥。
余切忍不住发笑：诺奖学者竟然第一学历最低，真是荒唐。
舒尔茨慢悠悠道：“这是我的遗憾，朋友们。人生总有很多遗憾，但要向前走。我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正因为我做过农民，所以我知道以往经济学界对农业的认知是错误的。”
他提到一个自己当年的经济学界现状：
西方经济学界当时并不注重农业，所有人都在研究工商界，也不认为农业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农夫就是愚笨的，而农田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
“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苏联人太注重工业，而不注重农业，最终促使他们过了很长时间的艰难生活；这是一个骗局，真实的情况是，美国也不注重农业，只是我们拥有24亿亩的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12%，浪费得起。”
舒尔茨摊开手道：“如果我们处于苏联那种境地，我怀疑我们会更加糟糕。”
随后，他的观点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尝试对农夫进行简单的知识培训，效果十分喜人，简单来讲，在化肥、机械等其他因素已经拉满的情况下，农夫个人的技能已成为增产的短板。
一段时间内，对他们的培训有多到位，美国的土地就有多大产。
这种像是唯心主义一样的怪现象，促使舒尔茨将农业这一领域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他意识到劳动者的教育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被远远低估了。
“当我开始研究人力资本领域时，我已经感觉到，这将是伟大的发现。而且这可以充分解释德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后发国家崛起的原因，因为他们极度重视教育……而这也许在将来的中国也会发生。”
飞机上的人都听着这个老外侃大山。
那些本来拿着哈珀的钱过来说话的古文字学者，忽然也觉得来中国并不是个坏事。
也许多年后会成为谈资。
一个学者道：“也许我能在我死之前说，我曾来过这里……”
“接着，孩子们问我那是个什么地方？”
“我说，我不记得了。就像我不记得，班里面最漂亮的人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因为她戴着牙套。那时候她还很普通。”
这种略带浪漫的话，让整个飞机内安静了些许。大家开始想到过去那些变化很大的事物。
在即将到达燕京时，余切看到林一夫私下问舒尔茨：“需要多久才能看到那一刻？”
“也许半个世纪？”舒尔茨说。“你会看到的，我不会看到了。”
这下，那种浪漫又被拉回来了。
……
尽管如此，这一年发生在燕京发生的变化还是很大。
去年修筑了数百万平方米的住宅，大量居民得到搬迁。原先一个四合院住十户十几户人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空出来的四合院太多，甚至短时间压低了四合院的价格。
当然了，还是很贵。
两三万块钱，对彼时的燕京人来说是天价。
一些人集体卖自己的四合院，尤其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归还房产，人却在国外的华人们，他们的房子几乎没人接盘，但有时候他们能碰到一个好心的女演员，带着她的好朋友一起来看房。
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人一个头盔。
“余切的信太多，已经放不下了。看都看不完。”张俪愁眉苦脸。
陈小旭建议买房。“余切说过，你应该把零花钱都拿去买房。将来都是你的房子。”
“那是余切的钱！”张俪说。
“那是余切给家里面的钱，而且你是在投资，这叫置换固定资产。那也是余切的房子。你不是学经济学吗？放着钱不用是土财主行为！余切说，在首都，买房就是经济学。”
“买，买吧！”张俪咬牙切齿道。“要买，就买十套！”
《红楼梦》剧组的拍摄工作已接近结束，只剩下极少部分。“大观园”快解散了。
尤二姐的女演员张明明写了去美国读书的申请，她的智商高的可怕，竟然申请到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学计算机。
这太潮了，简直和做演员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人都很震撼，张明明却说：“我去大使馆拿签证的时候，签证官听说我认识余切，两眼放光，一直在和我聊余切。”
“余切在美国那么受欢迎？”欧阳奋强道。
“真的！这个签证官是个中国通，他跟我说，让我到了美国之后一定要向华人提到余切。他们会帮我的。”
“余切是那边的大英雄。伯克利也有创立了‘新现实社团’。”
导演王福林听说这事儿后也特地赶来。他提到：“有两部片子在东南亚卖的很好。一个是《西游记》，另一个是余切的纪录片。”
众人都陷入到了不能理解的茫然状态，就像是听说乒乓球把水泥墙钻了个洞。
《东风压倒西风》纪录片仍然在播放，一些人把这当做故事片来看。很多人还不知道，能对全美第一大书商颐指气使，这代表什么样的权势。
因为《十月》也是余切的大本营嘛。就说那个《人民文学》，不也经常讨论余作家吗？
去年11月，余切拿美国文学奖的时候，还召开过“余切作品研究会”。
为什么美国人就那么夸张呢？
资本主义啊！真是使人变成鬼。
张俪和陈小旭有空的时候，就回来买房。
她们把这当做检验自己商业目光的“实战”，到处挑上好的地段扫货。但也不会为了达成目标而达成目标，张俪经常和人讲价，不厌其烦，希望少花一些钱，而陈小旭表现得和她相反，陈小旭会扮演那个拉朋友走的坏人，对房子不屑一顾。
当张俪死活磨不下价格时，陈小旭就会扔给张俪摩托车头盔，假装要走……房主害怕再也碰不到到这种祖宗，只好答应再谈。
她们也碰到敲诈过，去报案，一开始没怎么被搭理，一位姓杨的小片儿警认出他们了，层层上报，最后惊动了领导。几天后，歹徒就被抓到。
领导严厉的呵斥道：“这是获得过芥川奖和美国书评奖的大作家的……”
然后目光瞥向张俪——
“的爱人！”张俪说。
“的爱人！你没有长眼睛？余切写的《天若有情》里面，华弟死得不能再死了，这不是劝你们别做坏事吗？难道还有不认识余切的人？”
骗子痛哭流涕的认错，宣称再也不犯。
京城这种小骗子太多了，很多人面上有个正儿八经的工作，一下了班就开始玩赖的。
用作家王硕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那时就没什么钱……日子也很无聊，除了倒爷，大家都特么没钱。你说我能干什么？钱总是刚刚够用，我就到处溜达，到处找事儿……我很无聊啊……现在我天天刷短视频……”
然后，领导的目光又看向张俪。
张俪特别难为情：“你都看余切的书，为什么不学好？”
又说：“我也没什么损失，算了吧……”
“不行！”
陈小旭拉住张俪的衣袖道：“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让余切知道了这人什么事儿也没有，他会怎么想我们？”
在场的人瞪大眼睛，好像预料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时间群情激愤。
于是骗子被好赖一顿修理。
出门后，陈小旭又猛地一拍大腿：“完了！这下余切要知道我偷骑他摩托车了！”
燕京又新建了两个自来水厂，增加了供暖安装面积，建了三个电话局，一年之内发展了两万多户固定电话，开展植树造林工程，在大型社区附近兴建超市和饭馆，新建了二十多个图书馆和科技馆，迁走一批钢厂和煤厂，还首都人民一片蓝天……
这一切都指向“开放”这个因素。
人们开始要买商品房了，他们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个人的兴趣爱好。
有自己的厕所，自己的电话，楼下自己能逛的公园和购买的米面粮蛋——对了，一些地方已不需要粮票。就像是那些越来越多的，只认钞票的饭店一样。
仅仅这一年，新增了五十个农贸市场，个体户多了九万多户，靠做生意过日子的小商贩有十五万人之多，而这个数字在几年前还是零。在秀水街一带，摆摊的个体户连绵不绝，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自由市场。
这些人通过贩卖南方生产的服装和家用百货，也卖港星的盗版唱片和录像带，很受京城百姓欢迎。
有时也能碰到老外来看稀奇。
“这里有什么东西？我好像回到六十年代了一样。”《巴黎竞赛画报》的几位法国记者笑道。
他们之中一个叫查得阿兹特的中年记者道：“你们不是做新闻，你们是来旅游的。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做新闻。”
查得是这帮法国记者的头。因为他长期驻扎在中国，每年至少要来两次。他结识了许多汉学家，精通中文。
法国总统来华访问时，全程都是查得来做翻译和进行报道。他见过两个国家最顶层的人物。
但查得并不只写这些，他也写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觉得这里有太多的话题值得记录。
在法国，查得有一个电台节目，他经常忍不住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
查得转头用汉语问摆摊的老板：“这些法国人不懂礼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我知道中国是有好东西的，你拿点时髦的给我们看看！”
老板冥思苦想一阵，最后恍然大悟，从旁边摊位借了一本《出路》过来。“余切写的，余切。我们的大作家。”
这是一本日本岩波书库出版的《出路》，价格很贵，中日双语版本，是大陆花城出版社的七十倍！只在日本流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带到了京城的秀水街。
余切，这能代表什么？
不可思议的哥伦比亚之旅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余切，也要消停一阵了。
现在再写他，好像没什么可写的。
而且《巴黎竞赛画报》是法国最大的发行刊物，是月刊和周刊的龙头老大。他们总是写深度的长文章，配上具有冲击力的新闻画面，向法国读者介绍全世界各地的热点话题。
记者们面面相觑。
查得当即大笑道：“一片叶子的落下，代表秋季的到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新闻。”
查得给了一百美元，让摊贩的老板举着这本日本出版的《出路》，在镜头前大笑。
“咔擦！”
查得拍下这张照片，他将之命名为“名片”。然后说：“在西方描述开放的中国时，总有一个小孩站在长城上举着可口可乐的画面，那确实一张经典的照片。万里长城，可口可乐，中国儿童……”
“现在我们有一位生意人举着本国文豪的外文版书籍，这会成为另一个画面；因为开放是相互的，你明白吗？中国人喝可口可乐，我们看中国作家写的书。”
“这本书是盗版的。我深度研究过余切的书籍，比对法国历史还熟悉。他们之所以印刷这个，是知道这个东西能被外国人看上。他们把这当做国产可口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