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总部对于苏方的这种行为也颇为不满，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只能默认现状。抗联失去苏联的支持，无法在东北立足。延安总部告诫周保中要控制好部队，抗联始终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同时延安总部希望周保中能为潜伏东北的部队想办法从苏方那里争取一些武器弹药。
洪振海在地窨子外等了很久，终于周保中叫他进地窨子。洪振海还在担心周保中会提让特战队加入抗联，他在考虑如何拒绝不伤情面。周保中根本没提这个问题，也没有询问在东北部队的实力。他只是感谢洪振海让抗联与总部取得联系，并直言双方要加强联系和合作。洪振海放下心来，从话语中他听出来了周保中是把抗联和特战队看成是同一层次的部队。
周保中走了，洪振海舒了一口气，寻找抗联的工作圆满完成，他现在开始思考今年的工作规划，主要的着力点在三个方面：兵源、粮食、武器。
山东军区李振华也在考虑在东北的山东部队发展问题，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李振兴也发来的电报，李振兴部也在当地站住了脚，有明面的山寨20多处，有1200多人员进入密营训练。有了部队就要有合适的指挥者，洪振海、李振兴团一级以正规作战的经验还很缺乏，李振华思考让谁去东北比较合适，军事上他选中了两人，一个是冀东的包森，一个是鲁南的王思源。两人都是游击队出身，又指挥团以上的正规作战。政治上李振华选中了渤海的景晓村、胶东的林浩，两人政治工作一流，又是山东人到东北容易沟通。李振华想让他们走出山东，山东人在山东，还位高权重，以后还容易被人批判成山头主义。不但是他们就是黎玉，李振华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鼓动他离开山东。黎玉虽然是山西人，但他在山东这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不是什么好事，匹天无罪，怀璧其置。
李振华与杨文翰、黎玉沟通完后，把他的设想写成报告，上交山东军区。这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特别是包森，还涉及到冀东、晋察冀军区。在东北加强我党的军事力量存在，需要通过延安总部统筹安排。
1943年初苏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在战场上已逐渐取得更多优势。为了一举荡平苏联境内的德军，苏军发起了春季攻势。然而看上去已疲惫不堪的德军却依然保持强大战斗力。在1943年2月至3月的“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拥有优势兵力的苏军反而遭到德军迎头痛击，损失了大约52个师。“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让苏联高层意识到打败德军的难度远超他们想象。而德国高层则认为只要不再犯过去的错误，德军仍有希望取得苏德战争的胜利。
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深刻影响到了新疆盛世才，从苏德战争开始，盛世才就敏锐察觉到苏联的虚弱，开始谋划政治转向。他先是在1942年3月制造“盛世骐被杀案”，将其弟弟之死嫁祸于苏联和中共，随后大规模逮捕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好在延安总部在41年就及早撤离了大部分同志，损失并不大。1942年10月苏联形势危急时，盛世才决定投向国府，正式宣布与苏联决裂，要求苏联撤出所有军事和技术人员，并收回独山子油矿、迪化飞机制造厂等权益。
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员，标志着新疆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国府任命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收回新疆外交权，并在哈密、伊犁等地部署中央军，彻底取代苏联的军事存在。苏联处于与德激战之中无暇顾及，被迫从新疆撤出势力。国府通过控制新疆，巩固了西北边疆，同时切断了我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
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引起了国府的忌惮，国府又一次开始想方设法限制。3月，国府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旨在批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强调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张，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变相割据。
这本书出版的头几个月，延安总部并未马上组织反击。5月份后共产国际传来即将解散的消息，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延安总部是持赞同的态度，意味着我党将更有自主性，我党可以完全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证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从莫斯科遥控指挥，多数指示都成了瞎指挥，不少国家共产党感到难以接受。
国府抓住这次机会宣扬我党失去外援，要求我党解散组织、放弃边区割据。延安总部也不示弱，组织力量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提醒人民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警觉性，同时促进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延安总部认为《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的言论是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舆论。
国共两党围绕着《中国之命运》一书展开了论战，双方唇枪舌剑，陕甘宁局势越来越紧张。国府将领胡宗南在国府的授意下，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准备突袭延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员熊向晖成功获取并传递了国民党企图\"闪击延安\"的绝密作战计划。
我党立即把情报公之于众。国民党拟闪击延安消息，引发了中外人士的关注，引起了美俄等国的关注。情报的公开导致国府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在盟国的联合施压下，国府放弃了进攻计划。国府被迫公开承诺不进攻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