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整个村落沉在潮湿的雾气里。屋顶滴水，地面泛泥，空气中弥漫着树根膨胀后的清苦气味。那些没有被塔语系统侵染过的木材，在这类天气里会膨胀、呼吸、发出像轻声呻吟的声音。我坐在小屋里，靠着门框，听着它们断续的响动，像听一场从很远的过去飘来的呼吸。
我没再写字。不是没内容，而是不想用写的方式打断我正经历的一切。
我发现，不写，是一种表达。
语言的初衷，并不一定是“为了让世界知道”。它有时候只是为了让自己知道。你坐在那里，哪怕一句话都没说，但你心里知道你想说什么，那它就是语言了。哪怕不曾被听见。
我开始尝试用这种“不输出”的方式与人相处。村里的人接受得很快，甚至欢迎这种交流方式。他们和我一样，不再执着于“表达的精准度”，而是把一段交流视作一场相遇，就像两条溪流短暂汇合，然后再各自奔向不同方向。是否明白，无关紧要。
某天清晨，一个孩子悄悄爬进我的屋子。他什么都没说，直接把自己带来的那块语石板放到我面前。他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等我去“理解”它。
我看着那上面画着的东西，一时无言。
那不是符号，也不是图案，更不像语言的构成元素。它只是一团乱线，像是被谁在愤怒中抓着笔毫无章法地乱画。但我知道，这不是发泄，这不是胡写。它有意图，有情绪，有“想被明白”的愿望。只是，它无法被我翻译。
我伸手，摸了摸那块石板。
我没问他什么意思。
而是把自己的语本翻开，把那团乱线尽量照着形状画了下来，然后在旁边写下一句：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想留下它。”
孩子看了很久，然后重重点头，抱起那块石板跑了出去。
那天夜里，我在纸上重新画了一遍那团乱线，反复描摹线条的走向。越画，我越觉得它像是某种更原始的语言，一个早于塔语、早于文字、早于逻辑本身的情感实体。不是“说”，不是“写”，而是**“留下”。**
一个人对世界发出的痕迹，不为解释，也不为回应，只是为了留下。
我开始收集这样的“乱线”。
村子里越来越多孩子开始带来他们的石板。有的画着斜斜折折的碎线，有的像眼泪从一张纸上滴落划出的痕迹，有的甚至只是一块完全没有图案的石板。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我们什么都不说，只把它们一块一块收起来，用线绳挂在我屋子四周。
一个月后，我的屋子成了“语言碎片馆”。
不被读取，不被解释，不被系统接入。
只是挂着。
某一天，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开始梦见那团乱线会动。
它在梦里变成一个人，穿着旧塔纪时代的制服，坐在纸前，一笔一笔写着一封永远写不完的信。
我试图上前看他写了什么，他抬头望我一眼，然后把纸叠起来，递给我。
我接过，打开来，纸上只有一句话：
“如果我不是为了被听见，那我还算不算一个说话的人？”
我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整夜我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那封信不是别人写的，是我写的，是我几十年来心底压着的一句不敢问自己的话。
我之所以写下那么多故事，留下那么多段落，记录那么多别人的话，其实是因为我害怕自己如果不被谁听见，我就不再是“说话的人”。
这并不是自私，而是人类语言结构中的一种本能：被回应，才确认“我在”。
但我来这之后，那些孩子、老人、甚至不识字的农人，却用他们无言的表达方式告诉了我另一个可能——你不需要被别人听懂，只要你知道自己在说，你就还在说。
有一次，什穆带我去看一个老人的葬礼。整个仪式没有任何话语，只有族人一人献上一块语石板，挂在他的墓碑上。每一块石板上都画着不同的线，有些像风，有些像蛇，有些像折断的枝干。什穆告诉我，这些线就是这位老人一生中“说出的话”，不是语言，而是他的“存在印记”。
我站在那成排石板前，第一次明白：
语言不是要被记住，是要被埋在你活着的痕迹里。
那晚回去，我第一次在自己的语本上写下：
“我终于不再想被理解了。”
写完这句话，我合上语本，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不打算再写了。不是因为痛苦终止，而是因为我真正完成了“最后一段话”。
它不是终结。
而是我终于允许自己放下笔。
我把那本记录了我最后语句的塔语本，放进语石馆的最角落，和那些孩子们的乱线并列挂上。
我不指望谁去看，也不希望谁解读。
我只想它在那儿，像一滴水，沉进这片不被塔语覆盖的土地，让那些仍想开口、却说不出话的人知道：
他们不是孤独的沉默者。
他们只是，在说一种文明还没学会听懂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