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摸了摸怀中的电视机票，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三个小丫头和几个小子围着电视机手舞足蹈的样子。
小靖雯肯定要嚷着看动画片，菲菲会好奇地摸屏幕，瑶瑶则会安静地坐在最前面，眼睛一眨不眨。
家里叫得最大声的应该就是皓东和小靖雯、菲菲三个小家伙了吧。
作为轧钢厂领导，他其实早就能弄到电视机。
四九电子管厂1958年就造出了“四九牌”电视机，厂里去年还集体组织看过国庆阅兵直播。
但直到今天才决定买，自然有他自己的考量。
在这时候的1966年，电视机都比小汽车稀有得多，更别说前几年了。
当时他开小汽车，可以说是工作需要用车，军区那边也给登记，这无可厚非。
但这电视机可是太扎眼了。
要不是有着先知先觉的经验，他还真不敢在这时候买电视机。
普通工人家庭确实不敢想电视机这种奢侈品，但对领导干部来说不算稀罕。
全四九城现有电视机近千台，主要分布在部委机关、涉外单位和高级干部家中。
真正的问题是：
现在买电视必须把握三个分寸。
第一，要选对型号。他特意要的四九牌825-2型电子管电视机。
这是1964年问世的“国产革新成果”，比进口的苏联“红宝石”电视机更政治正确。
第二，要讲清用途。
介绍信上写明是“用于组织职工集体学习中央精神”，这比“家庭观看”要稳妥十倍。
第三，得找对时机。
现在正值“抓革命促生产”运动初期，各单位都在比拼技术革新成果。
作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家里有台电视机研究“现代化宣传工具”，反而能算政治资本。
等再过半年风暴升级时，这些理由就都不管用了。
所以现在，就是最后的窗口期。
“王厂长好！”
“好，你们好！辛苦了。”
轧钢厂大门外，几个工人正踩着梯子更换标语。
原先的“技术革新，增产节约”已经被撕下，换上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鲜红大字。
王建军皱了皱眉，快步走向停车场。
他的吉普车停在厂区边缘的一棵老槐树下，车身上落了几片槐花。
王建军刚拉开车门，就听见围墙拐角处传来两个女工的对话声。
“听说了吗？文化局老张家昨儿晚上被抄了，一家子被抓起来……！”
一个尖细的声音说道。
“啊，为啥呀？张局长不是挺好的吗？”另一个声音问。
“嗐，抄出大问题了！
红卫兵在他家阁楼发现台苏联电视机，还有一堆外国画报！
当场就给定性了，说是‘里通外国’！”
王建军的手突然僵在了车门把手上，难怪昨天晚上那么大动静。
对了！
苏联电视机？他猛然想起，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人会因为家中电器惹上麻烦。
进口的自然罪加一等，但就连国产电视机，如果被发现看“不健康节目”，也会成为罪证。
“哎，听说张局长媳妇当场就吓晕了，两个孩子哭得那个惨哟……”
女工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王建军却站在原地，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六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背上，他却感到一阵寒意。
太险了！差点犯了大错！
果然，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做不到事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他太清楚往后会发生什么了。
1966年夏季之后，电视机将成为最危险的“资产阶级生活罪证”之一，不少家庭因此被抄家批斗。
那些现在炫耀电视机、钢琴的“富裕户”，三个月后都会成为活靶子。
现在他买电视机，无异于在暴风雨来临前竖起一根避雷针。
但票已经拿到手，三个孩子的期待也不能辜负，应该会有办法的……
他满腹心绪走过一处荒废的角落，两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许大茂正鬼鬼祟祟地往秦淮茹怀里塞什么东西。
嗯～或许想拿什么东西也说不定。
不过王建军只是皱了皱眉，快速走过看都不看一眼就来到停车场。
这些鸡鸣狗盗之事，在即将到来的风暴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王建军坐进驾驶室，关上车门，从空间里取出一支烟点燃。
淡蓝色的烟雾在车内缭绕，他的思绪渐渐清晰。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目前结合自身处境和前世的那些记忆来看，总结了以下几个办法：
第一，电视机必须登记为轧钢厂公有财产，名义上是用于“组织职工政治学习”
只是暂存干部家中，这是当时常见的规避手段之一。
介绍信上就这么写，李怀德那边好说。
第二，这电视机放置地点要讲究。
不能放客厅，得放在书房，周围要摆满《毛选》和《红旗》杂志，遥控器用红布包着。
第三，使用要严格限制。
只在官方新闻时间开机，平时用红布遮盖，上面摆一座主席半身像。
第四，应急预案。
一旦风声紧，立刻把电视机收进去。
这还是最极端的情况，或许事情也没他想象的那么更糟糕也说不定。
想通这些后，王建军长舒一口气。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梯，在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刹住脚步，整了整衣领才敲门。
“进！”李怀德的声音带着诧异：“建军？落下什么东西了？”
王建军反手关上门，从内袋掏出那张电视机票压在办公桌上：
“主任，得麻烦您重开个介绍信。”
他指着用途栏：
“麻烦您改成‘厂里政治宣传器材，暂存干部家中便于组织职工学习’。”
李怀德推了推眼镜，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又蘸：
“我说你小子也太谨慎了……”
笔尖悬在信纸上迟迟未落：
“现在哪个领导家里没电视？妇联赵主任上个月刚买了台牡丹牌……”
“咱厂情况特殊。”王建军凑到他跟前低声说道：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报纸，上面有一篇《横扫一切腐朽文化》。
连收音机都要查波段……我这保卫处长不得带头绷紧弦？”
钢笔终于落在信纸上。
李怀德一边写一边摇头：“你们搞保卫的就是神经过敏……
还有啊，你可还是轧钢厂的副厂长，还管着下面车间生产呐。”
话虽这么说，但李怀德笔下字迹却格外工整：
“兹有四九牌825-2型电视机壹台，系我厂政治宣传专用器材。
因厂区电路改造暂存王建军同志家中，用于组织职工晚间政治学习。
此证。
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公章）
1966年6月xx日
写完又特意补了句：
“该同志系三代贫农，政治立场坚定。”
李怀德满意地看了一眼，最后从抽屉取出公章，哈了口气重重盖上。
“喏，拿去。”
李怀德把介绍信递过来时，窗外高音喇叭正播送最新社论：
“……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眼躺在办公桌上的电视机票。
王建军把新介绍信对折两次，藏进《毛主席语录》封皮夹层：
“等运动会忙完，请您来家看国庆阅兵重播。”
他故意说得响亮，手却悄悄把旧介绍信塞进了墙角的碎纸篓。
走出办公楼时，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那三个小家伙怕是已经等急了。
王建军眯眼看了看天色，把语录本揣进胸口口袋。
那里现在躺着两张互为保险的凭证，就像给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提前备好的两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