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的乱世洪流中，苏峻之乱引发的全国性动荡，为地方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绝佳土壤。建康近郊摄山（今南京栖霞山）豪强徐舆，正是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聚集部众自称“摄山大王”，成为东晋内乱中地方豪强趁势割据的典型代表。他的生平虽未在《晋书》中单独立传，其事迹却散见于《晋书·苏峻传》《建康实录》及地方史志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东晋初年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势力坐大的政治乱象，也为研究东晋时期“流民与豪强武装”的形成提供了鲜活样本。
徐舆的崛起，与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及苏峻之乱的爆发紧密相连。东晋建立之初（317年），司马氏政权依赖南迁士族“王、谢、袁、萧”的支持才得以立足，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本就薄弱，尤其在建康周边，豪强地主与流民武装交织，形成了诸多“半独立”的势力范围。徐舆出身建康近郊的摄山本地豪强家族，其祖上世代居住于摄山脚下，凭借开垦山地、经营盐铁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与威望，逐渐成为摄山一带的“乡望”人物。在苏峻之乱爆发前，徐舆虽未担任官职，却通过“收拢流民、私养部曲”，暗中积蓄力量——当时北方战乱频繁，大量流民南下投奔建康，徐舆以“提供庇护、分配土地”为诱饵，吸引了数千流民归附，这些流民后来成为他武装力量的核心基础。
咸和二年（327年），苏峻之乱的爆发，彻底点燃了东晋内乱的导火索，也为徐舆的崛起提供了“东风”。苏峻本为东晋将领，因平定王敦之乱有功被封为历阳内史（今安徽和县），手握重兵却对朝廷心怀不满。当年十月，苏峻以“讨伐庾亮、清君侧”为名，率领数万大军从历阳起兵，沿长江东下直逼建康。东晋朝廷仓促应战，却因兵力分散、将领不和屡战屡败，次年（328年）二月，苏峻攻破建康台城，劫持晋成帝，控制朝政，一时间天下大乱——地方官员或投降苏峻，或拥兵自保，建康周边的秩序彻底崩溃，百姓流离失所，这为徐舆公开举事创造了绝佳时机。
面对混乱局势，徐舆迅速做出决断：他以“保境安民、抵御乱兵”为名，在摄山聚集此前收拢的流民与本地部曲，正式举起武装大旗。摄山地处建康东北郊，海拔数百米，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且山间有栖霞寺等佛教寺院可供驻扎，又临近长江，便于获取物资与联络其他势力，是理想的割据据点。徐舆凭借家族在摄山的威望与此前积累的人脉，很快聚集了数千部众，他自号“摄山大王”，在山间修筑堡垒、囤积粮草，并制定了简单的军纪，规定“不得劫掠百姓，违者立斩”——这一举措既区别于苏峻叛军的烧杀抢掠，也不同于其他豪强的肆意妄为，让他赢得了摄山周边百姓的暂时支持，部众规模迅速扩大至五千余人。
成为“摄山大王”后，徐舆采取了“灵活观望”的策略，游走于东晋朝廷、苏峻叛军与其他地方势力之间，最大化地谋求自身利益。一方面，他表面上宣称“效忠朝廷，等待平叛”，拒绝苏峻叛军的招降——苏峻攻破建康后，曾派人前往摄山招抚徐舆，许以“豫州刺史”之职，徐舆深知苏峻残暴，又不愿受制于他人，便以“摄山乃偏远之地，不敢奉命”为由拒绝，同时暗中加固防御，防止苏峻派兵进攻；另一方面，他也不主动参与朝廷的平叛行动，而是专注于扩充自身实力，趁机兼并周边的小股流民武装与豪强势力——当时建康周边有不少类似徐舆的地方武装，规模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徐舆通过“招降纳叛”与“武力兼并”，先后吞并了句容、丹阳等地的三股武装，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摄山周边数十里，成为建康近郊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徐舆的割据，虽以“保境安民”为旗号，实则是典型的地方豪强趁乱谋利。他在摄山一带实行“半自治”统治：自行任命官吏管理地方，向百姓征收赋税，甚至铸造简易的货币流通；同时，他还控制了摄山至长江的交通要道，对过往的商船收取“过路费”，以此积累财富。不过，与苏峻叛军的残暴不同，徐舆在统治区域内确实推行了一些稳定秩序的举措：他组织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设立“义仓”储存粮食，用于救济受灾百姓；严惩劫掠百姓的士兵，维护地方治安。这些举措让摄山一带在乱世中形成了短暂的“安宁”，甚至有不少建康城内的百姓为躲避战乱，逃往摄山投奔徐舆，进一步壮大了他的势力。
徐舆的势力巅峰期，曾一度与东晋朝廷的平叛军队产生间接合作。咸和三年（328年）末，东晋荆州刺史陶侃与江州刺史温峤组成“联军”，率军讨伐苏峻，从荆州顺江而下逼近建康。苏峻为防备联军进攻，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长江沿岸，导致建康近郊的防御空虚。徐舆见时机成熟，率领部众突袭了苏峻设在建康东北郊的粮道，烧毁了苏峻的部分粮草，为陶侃联军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战过后，陶侃曾派人前往摄山，对徐舆进行“安抚”，授予他“明威将军”的虚职，希望他能配合联军进攻苏峻。徐舆表面上接受了官职，却始终按兵不动，只是继续巩固自己的摄山据点——他深知，一旦苏峻灭亡，东晋朝廷必然会着手整顿地方势力，自己的割据局面难以长久，因此不愿消耗实力，只想在乱局中保全自身。
咸和四年（329年）二月，苏峻之乱最终被平定，苏峻战死，其残余势力被彻底剿灭，东晋朝廷重新掌控建康。局势稳定后，晋成帝与权臣庾亮立即将目光投向地方割据势力，下令“凡趁乱聚众者，或归降朝廷，或就地剿灭”。此时的徐舆面临着艰难抉择：归降朝廷，意味着失去所有权力与武装，可能还会因“割据”之罪被清算；继续抵抗，又无力与恢复元气的东晋军队抗衡。最终，徐舆选择了“主动归降”——他率领部众五千余人，前往建康拜见陶侃，献上自己控制的摄山及周边地区的户籍与地图，表示愿意“解散部众，入朝为官”。
陶侃考虑到徐舆在平叛期间曾袭扰苏峻粮道，且摄山一带百姓对其较为拥护，若强行剿灭可能引发动荡，便上奏朝廷，请求赦免徐舆的“割据之罪”，并任命他为“句容县令”——这一职位虽为地方官，却无兵权，实际上是将徐舆纳入朝廷的控制范围，同时瓦解他的武装力量。徐舆接受了任命，解散了大部分部众，只留下少数亲信跟随自己前往句容任职。不过，他的“归降”并未换来长久的安稳——东晋朝廷对这些“趁乱崛起”的豪强始终心存忌惮，两年后（331年），庾亮以“徐舆私藏兵器、勾结流民”为由，将其罢免官职，流放至广州。关于徐舆的最终结局，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推测他应是在流放途中病逝，或是在广州的偏远之地终老，一代“摄山大王”的传奇就此落幕。
徐舆的一生，虽短暂而充满争议，却成为东晋初年地方势力趁乱崛起的典型缩影。他的崛起，本质上是东晋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秩序崩溃的产物——当朝廷无力保护百姓时，豪强凭借自身实力“保境安民”，进而形成割据，这既是乱世中个体的生存选择，也是东晋政权“士族共治”体制弊端的直接体现。他的结局，也印证了“乱世豪强难以长久”的规律——一旦中央政权恢复稳定，必然会着手铲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大一统的统治秩序。
从历史影响来看，徐舆的事迹虽不光彩，却为我们研究东晋时期的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他所代表的“摄山武装”，是东晋初年“流民与豪强结合”的典型武装模式：以豪强为核心，以流民为基础，以“保境安民”为旗号，在乱世中谋求生存与发展。这种模式不仅存在于建康周边，在东晋的荆州、江州等地也广泛存在，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重要力量。此外，徐舆在摄山的统治举措，如“招抚流民、恢复农业、维护治安”，也从侧面反映了乱世中百姓对“稳定”的渴望，以及地方豪强在“秩序重建”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既是乱局的受益者，也是短暂秩序的维护者。
如今，摄山（栖霞山）早已成为南京的名胜古迹，山间的栖霞寺香火鼎盛，当年徐舆修筑的堡垒与营垒早已湮没在草木之中，唯有地方志中零星的记载，还能让我们窥见这位“摄山大王”的传奇经历。徐舆的故事，虽不如苏峻、陶侃等历史人物那般波澜壮阔，却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还原了东晋初年乱世的真实面貌——在那个中央与地方博弈、秩序与混乱交织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选择，而徐舆的选择，正是无数地方豪强的共同命运：趁乱崛起，随治而亡，最终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却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