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人才都是不嫌多的，诸位皇帝看着范仲淹这样会做实事的臣子无不是羡慕的。
然后接下来的内容，大家看着也很是熟悉——
秉公直言、屡遭贬谪，在天女口中很是常见，当然，他们看的也不少，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的贬谪便是他们这些当权者下的命令。他们或许知道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只是时机不对，或许有些事不愿意听。
玉不识按照范仲淹的生平讲下来，很快时间就来到了范仲淹为宋仁宗说话的时候，自然，这个时候的范仲淹他只是按照规矩来进行谏言上书，他只是觉得太后应该还政于仁宗了，不然于礼法不合规矩。
【来到京城的范仲淹，不再像之前在外为官那样，心中想着念着的都是百姓的实事和琐事，而是开始把目光放在了朝廷之上——
天圣七年，这个时候宋仁宗十九岁，而章献太后、即宋真宗章献刘皇后依然主持着朝政。那一年的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而在天安殿受朝。】
说到这里，赵祯已经知道天女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了。
范希文这次上书，他既是有些满意也并不是那么满意。年纪到了，他自然是想要从太后手里拿回权力的，都当了皇帝了，谁没能有点野心呢？只是范希文实在是太直太干了，弄得大家都有些下不来台。
最后也只能是冷着没有处理。不过他能冷着不处理，也有人看不得他的这些性子。
【看着这一幕的范仲淹忍不了了，他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于是他上疏仁宗皇帝，，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之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在范仲淹看来，作为人子，仁宗皇帝若是在皇宫内为太后祝寿，是尽孝之道；但若是作为皇帝，在朝堂之上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那便是有损君体权威了。
但这只是开始，紧接着，范仲淹又上疏，请掌权的刘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奏疏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但得知范仲淹上疏的晏殊真的是大惊失色，批评他太过轻率，认为此举不仅于他自己仕途有碍，说不定还会连累举荐他的人。
但范仲淹并不这样觉得，他据理力争，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和事他是不会去做的，只要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他必定秉公直言，哪怕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当然，他的一生也都在践行着他的这句话。】
看到这里的诸多朝臣，也是心情各异。
有人觉得范仲淹此言此举过于天真轻率，但也有人觉得他这样做才是对的。
只是经受了多年的官场的洗礼，哪怕之前立言立志再多认真，也很难保证自己从一而终。他们看着玉不识最后的话，对范仲淹坚守的大义，才更为认同。
——也只有他这样做了，才会得到他们的认同，不然这也只是一句空话、大话，这些好听的话又谁不会说呢？
对于后世人来说，范仲淹的这些话几乎就是他后来人生的真实写照。
像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极好的——
欧阳修作为和范仲淹关系最近的人之一，会给范仲淹说好话并不例外，他是这样说的：“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而作为给王安石变法投石问路的前辈，王安石也给了予范仲淹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还有苏轼，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曾这样写道：“范文正公，天下伟人也。其忠义之气，填塞天地，直与日月争光。”
甚至是司马光，他很多时候是以阻挠王安石变法的政敌身份出场，但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到范仲淹时，也是多有赞誉：“有志之士，忧国忧民，实乃社稷之臣。”
从这些评价中，就知道，范仲淹于道德上并无多少可指摘的，他确实是认准了理，便勤勤恳恳去执行的。
虽然仁宗朝的大家并没有到写下这些评价的时候，但对于范仲淹的品德和才能，也还是认同的，这是哪怕站在了相反立场的人，也承认的——他们只是政见不同，但不是真的瞎了。
但更多人，谈论的还是范仲淹被天女提到的这些事情。
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代为执掌权力的朝代，对于这段内容也是深有感触。
“又是太后执政？”
汉朝有过吕后，此后对外戚都是看得比较牢的，不少皇帝年少继位，也是颇受太后掣肘，对着范仲淹这样直言还政的臣子，半是羡慕想要，半是觉得太过耿直。
毕竟都是当权者了，怎么可能你一个小臣开口是应该还政就真的还政啊？皇帝想要掌权，很多时候都还要徐徐图之呢！
不过要说他这样上疏，其实也没什么错，你身为臣子，确实应该担起你应尽的责任来——嗯，就是不太会看眼色。
【结果也很快出来了，因为上疏入宫石沉大海，范仲淹也知道了自己的谏言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后面他就自请出朝，到地方上任官。
当然，更多的说法是刘太后听了也不高兴，然后将范仲淹贬为河中府通判。这也是范仲淹第一次遭贬。】
显然有了第一次，也就肯定会有第二次。而大家看着范仲淹是这样一直秉公直言的性子，显然也不会意外。
或许大家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谏言并无大错，但实在是当权者不喜欢听啊！
也只能说，范仲淹确实才能是够的，所以才会被多次召回任用。
【但不管是自请出朝，还是遭受贬谪，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范仲淹离开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京城。但是这个时候的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也不忘忧国忧民的本色，在外期间，他依旧多次上疏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