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遍，麦卡锡。你刚才说——巴顿干了什么？”
“那个......据说他背叛了弗朗哥元首，带着加泰罗尼亚人发动了叛乱。”
与此同时，巴顿反叛的消息，透过挠着后脑勺的麦卡锡之口，从马德里传到了华盛顿特区，也传到了麦克阿瑟的耳中。
“我就知道会这样。”
麦克阿瑟的语气却平静得近乎冷漠。面对巴顿的背叛，他既不惊讶，也不愤怒。只是像早就看穿一切似的，神情淡漠。
“把那家伙派去欧洲是对的。若是留在美洲，如今被他捅刀的就是我，而不是弗朗哥。”
“是，阁下。若非阁下的英明远见，后果不堪设想。”
“没错，麦克阿瑟阁下，您是美利坚之光，美利坚之希望，美利坚的一切啊！”
四周响起一阵连珠炮般的拍马声。麦克阿瑟露出满足的笑容，微微点头。
那场面，光是看着就令人作呕。可这，正是“新美利坚政府”的真实写照。
自麦克阿瑟发动叛乱以来，已经五年。内战仍在原地打转，像被命运钉在圆圈上的齿轮。北方的加拿大战线迟迟无法推进，而太平洋彼岸的日本也让麦克阿瑟从叛徒变成了卖国贼。曾经的英雄，如今一步步跌入泥潭。
正如所有的独裁者一样，麦克阿瑟沉醉于绝对的权力与自以为是的荣耀，渐渐疏远敢直言的旧部，只剩趋炎附势的佞臣。迷信、女色与酒精成了他的新信仰。
当年那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冲锋陷阵、被誉为“西线之雄”的英雄麦克阿瑟，早已死去。
在战间期那片疯狂与腐败的土地上诞生的“麦克阿瑟兵变”，那个曾以叛徒之身起义、想拯救国家的军人，也早已消失。
如今坐在权座上的，只是一个被权力与欲望膨胀得近乎怪诞的独裁者。他的身体肥硕到连座椅都似乎为他感到可怜。
若巴顿此刻亲眼见到他，一定会暴跳如雷，怒骂他当年起义的意义何在；那些被逐出权力核心的老部下，也会痛心疾首地质问，“我们当初究竟是为了什么？”
可又能如何呢？光看巴顿被流放欧洲一事，便知凡敢直言者早被佞臣扫地出门。
“弗朗哥就巴顿的事向我们提出抗议，要不要回应一下？”麦卡锡小心翼翼地问。
此刻还留在麦克阿瑟身边的，唯有那些与他一同享受权力果实的人。
“当然不必，麦卡锡部长。那些教皇党分子，与犹太人、共产党人一样，都是被黑暗包裹的灵魂。他们怎能与蒙受上帝与耶稣恩宠的麦克阿瑟阁下并肩同行呢？”
说这话的，是“银色军团（Silver Legion）”首领威廉·达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美国版“黑衫军”的领袖，一个狂热的教权法西斯分子。正是此人，让麦克阿瑟深陷迷信的泥沼。
“那些臭烘烘的西班牙佬，就让他们嚷去吧。隔着大西洋，他们又能拿我们怎样？”
说这话的人，是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他曾在1927年完成大西洋单人飞行，却凭借政治斗争取代比利·米切尔成为空军总司令。如今，他的名声、他的飞行精神，早已沦为独裁者的装饰。
“你们说得对。快要灭亡的弗朗哥，不必在意。”
麦克阿瑟满意地点头，语气中透着阴冷的自信。
“现在最重要的，是守护神圣的美利坚，抵御那些即将跨越大西洋的欧洲帝国主义者。”
这便是他执意研发新式战机、坦克、大炮等强力武器的真正原因。
在他看来，只要能在大西洋彼岸的第一波进攻中击溃英德联军，那么罗斯福那条“残腿”领导的加州共和国，以及与黑人势力勾连的休伊·朗，也会失去希望，土崩瓦解。
“到那时，我就能终结这场该死的内战，与盟国重新坐上谈判桌。”
这，正是麦克阿瑟的计划。
也是他唯一的希望。
“即便拉罗克、墨索里尼、弗朗哥都已败亡，我——还没有结束。”
他交叉着肥厚的手指，低声喃喃。
然而，无论他的野心多么炽烈，命运是否会如他所愿，还是如那些倒下的独裁者一般化为虚无，此刻，没有人能知晓。
......
“为什么这种麻烦事都得我来扛啊。”
“还是放弃吧，总理阁下。我看您这辈子都逃不出那堆积如山的文件命运了。”
......阿登纳这家伙，嘴上不说，骨子里倒会咒人。
真是从早上开始就惹人生气。
“总之，那该死的加里波利先生把烂摊子甩给我了，总得有人来收拾吧......理性来看，不逮捕巴顿反而更明智，对吧？”
“是的，总理阁下。加泰罗尼亚独立阵线领袖、ERc党首路易斯·孔帕尼斯（Lluis panys），还有巴塞罗那的市民们，都已经联名递交了请愿书，为乔治·巴顿求情。法军的报告中也写着，巴顿在巴塞罗那的人气极高。一旦逮捕他，很可能会让整个加泰罗尼亚与我们翻脸。”
这还不仅仅是民心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到前线攻势。
眼下那位“亲爱的考迪罗”弗朗哥，显然被吓得不轻，担心加泰罗尼亚的叛乱蔓延到像巴斯克那样分离主义情绪强烈的地区，于是把西班牙军全数调往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
若此时再引发民众反感？那就是真正的自掘坟墓了。
“真要抓了，说不定反同盟的游击队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加泰罗尼亚各地冒出来呢。”
在西班牙，这种事一点都不稀奇。
毕竟，那可是发明了“游击战”这个词的国度。早在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时，西班牙人就以残酷的反抗战震惊了整个欧洲，“guerrilla（游击）”一词由此诞生。那场战争至今仍被称作“西班牙人民的战争”，连拿破仑的老兵都对此心有余悸。
“也正因如此，我才不得不惊动了教皇。”
既然教皇已经宣布对弗朗哥政权的绝罚，那么民众对那位“考迪罗”的支持自然会动摇，游击战的威胁也随之减弱。
若此刻去碰巴顿，那他前往罗马奔走、与教廷达成的脆弱成果，不就化为泡影了吗？
更别说，这事一旦闹大，还会影响整个攻势。
当然，西班牙战线的总攻并非由德国主导，可若他们失败，最后还得由德国出面收拾烂摊子。
既如此，何必亲手把局面搅乱？与其动手逮人，不如找个台阶下，让这出戏以合适的方式落幕。
况且，那位“牛仔将军”巴顿，倒也没干出过什么像战犯那样的血腥恶行。至多不过是误判局势，与麦克阿瑟一同发动叛乱，后来又在他麾下作战罢了。
以他那拙劣的政治手腕，能落到这地步一点也不奇怪。
“再说，我个人也想给巴顿一次机会。”
“什么？”阿登纳抬起头。
“我欠他一份人情。”
“啊......是那件‘斯巴达克同盟’的旧事吧。”
没错。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莎·卢森堡与“斯巴达克同盟”密谋刺杀汉斯，而带头冲上去把那群家伙打趴下的，正是巴顿。
没错，他赤手空拳地干的。
虽不是亲自救了汉斯，但说起来，他也算是欠了他一条命。
做人嘛，总得懂得知恩图报。
想当年他救了某人一命，那人不只把国家交给了救命恩人，还把女儿也......
“我没把女儿送出去！”
嗯......好像哪里传来了奇怪的抗议声。
“总之，既然决定给巴顿机会，接下来就得说服罗斯福总统了。”
这才是最棘手的一关。
别忘了，罗斯福当年与麦克阿瑟斗了好几年，最后甚至被软禁。如今听说他的家乡纽约在麦克阿瑟的统治下半毁，他对那帮人的恨，绝不会浅。
不过看起来，麦克阿瑟和巴顿之间也早已分道扬镳。
“无论如何，不迈出这一步，一切都无法推进。先联系罗斯福总统吧。”
汉斯移开目光，伸手去拿那部直通白宫的专线电话。
心中默念着，希望这一次，他能撑过五分钟不骂自己。
......
“看来，欧洲那边出了点不寻常的事。”
“......不寻常的事？”
听到马歇尔的追问，富兰克林·罗斯福缓缓地点了点头。
与汉斯的担心相反，听到巴顿的消息后，罗斯福既没有发怒，也没有斥责。
“那件事是这样的，巴顿受了巴塞罗那市民的推戴，成了反叛军的将领，投身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独立运动。”
“什......么？”
“抱歉，总统先生，请您再说一遍？巴顿到底干了什么？”
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都目瞪口呆，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一样。
“简单地说，巴顿带着巴塞罗那的居民，给弗朗哥狠狠来了一记背刺。”
“那就是说......”
“没错，可以认为他彻底背叛了麦克阿瑟。”
“那么，乔总理联系您，应该就是为了商讨巴顿的处置问题吧。”
他们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不是负责西班牙事务的丘吉尔，也不是与巴顿有直接牵连的戴高乐，而是乔总理亲自出面。
“总之，虽然情况光听就让人头晕，但他请求我能不能给巴顿一个机会。现在若是把巴顿当作战犯逮捕，不仅会妨碍正在进行的西班牙攻势，还可能与加泰罗尼亚民众产生矛盾。”
“等等，巴顿在加泰罗尼亚有这么高的人气？”
“世事难料，不是吗？”
更何况，那可是巴顿。
这句话几乎足以解释一切。
“唔......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艾克，你怎么看？”
“从战略上讲，乔总理的意见是对的。而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巴顿前辈真心想弥补过去的错误，我也希望能宽恕他。说实话，他参与叛乱，大概也没多想。”
“嗯，毕竟是巴顿嘛。”
马歇尔与巴顿的关系也不算差，此刻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显得有些无奈。艾森豪威尔接着说道：
“但是，考虑到加州共和国的立场，以及那些饱受麦克阿瑟之苦的美国人，我们不能让他毫无惩戒地过关。”
若是处理不当，就会让外界觉得加州共和国在欧洲事务中毫无主见，只能被牵着鼻子走。
虽说那几乎是事实，但公开承认却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安德鲁·约翰逊曾赦免了罗伯特·李等南军将领......”
“可麦克阿瑟干下的那些事，让南北战争都显得像小孩子打闹。”
罗斯福揉了揉太阳穴，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那叹息里，有对仍在麦克阿瑟铁腕下受苦的人民的忧虑，也有对现实无力的自责。
即便麦克阿瑟已堕入奢靡与堕落，光凭加州共和国一国之力，依旧难以将他推翻。
“我认为，尽管时机尚早，但身为麦克阿瑟的旧部，巴顿不能毫无罪责地被放过。”
长叹之后，罗斯福作出了决断。
“不过，考虑到盟军的现状，以及他如今终于反旗举起的事实，就先将处罚延后到战后，并适当降低惩处等级吧。”
“也就是说，名义上的惩罚，对吗？”
想到多数战犯将难逃绞刑或枪决，马歇尔的语气有些冷。
“这是我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可以判个轻刑，甚至干脆以驱逐出境为终结。”
反正巴顿就算回到美国，也不会受到欢迎；而留在加泰罗尼亚，也算有了新的归宿。
对他而言，这并非糟糕的结果。
“明白了，我认为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案，其他人也不会反对。”
“是啊，我其实挺高兴巴顿前辈终于选择了正确的一边。”
“要是能早几年就这样就好了。”
马歇尔看着艾森豪威尔，声音里透出复杂的情绪。
嘴角微微一弯，像是在苦笑，又像是在替往昔的战友默默送别。
在那个被战争与理想撕裂的时代，他们都明白：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面前的人，而是时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