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军主力已如尖刀般刺入赵州平原时，卢象升仍在真定府城内调兵遣将。
这种战略误判，在贾庄之战中达到顶点。卢象升亲率五千精锐出真定，却在贾庄遭遇清军主力。
清军以“口袋阵”将明军围困，利用地形优势发起连续冲锋。卢象升虽率部死战，终因兵力悬殊而全军覆没。这位曾威震九边的总督，最终战死沙场，其尸体被清军割去首级，悬挂于真定府城楼示众。
这场持续月余的劫掠，暴露了明军战略判断的致命失误。清军通过“分兵合击”战术，成功将明军主力牵制在真定府城，而另一路清军则如入无人之境般横扫赵州平原。
这种战术的成功，源于清军对明军情报系统的精准掌握，（多是汉奸的功劳，其中一些大商，具体是哪些，就不具体去说了，了解这段历史的都知道，不说是免得被和谐）。
从军事角度看，清军展示了惊人的机动性与组织力。岳托主力在井陉口的牵制，与另一路清军在赵州平原的劫掠，形成完美配合。而明军则因战略判断失误，导致卢象升部被孤立，最终全军覆没。
从历史影响看，这场战役成为明末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清军通过真定之战，成功将战火引向明军腹地，为后续入关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而卢象升的殉国，则标志着明军防线的全面崩溃。
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望这场战役，不仅要铭记卢象升的悲壮，更要反思战略判断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情报的精准与战术的灵活，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真定之战的惨痛教训，至今仍为军事课堂教案之一。
一月十日，右翼清军前锋抵行唐城西扎营，“虏贼自北来扎营于城西”，呈合围之势。城中无正印官，冯登獒远在灵寿，吏民惶惧，守备涣散。
十一日黎明，清军主力至，四面急攻，“大势达子俱至，四面围攻”。时城防空虚：城垛高耸，箭帘遮蔽视线，火炮未及运上城垣；守城兵勇不足，民心崩乱。至巳时，清军架云梯自东北角攀城，“呐喊杀人，即刻城破”。守军虽偶有抵抗，然寡不敌众，城防瞬溃。
城破时，原任典史张茂收、教谕解炫、巡检刘国柱等均战死，“尸骸俱收殓”。现任典史李光先被掳，存亡未卜；训导赵玳年迈幸免，仓皇藏印。县衙无人主事，官印被冯登獒携至灵寿，后由新任知县刘培基张榜寻回。
乡官周氏一门尤惨：参将周甘雨、同知周霖雨、州同周时雨、千总周藁雨、武举赵杰、操官林玉德、生员周链等二十三名士绅皆殉城，或巷战而亡，或自尽明志，阖门忠烈
清军破城后，屠戮纵火三日，直至十一月十三日卯时方拔营南去。其惨状据情报记载。
城内良民如石清等两千余人被杀，“男妇女孩或投井或自缢或被杀死，惨不胜言”；四乡百姓被杀掳者逾两万三千人，逃回者仅十之一二，余者“死亡流落者十之八九”。遇害者中，周氏家族尤甚，老幼妇孺皆不免
县衙、官舍、民居尽焚，“南门至北门、东门、西门四大街民房尽为灰烬而无根片瓦”，唯余小西街数十间民房及文庙、察院等残筑。四门城楼俱焚，城垛尽拆，库银劫掠一空，粮仓虽开而未毁
清军搜刮三日，马匹、牛羊、衣物、财货抢掠一空，狱囚或杀或释，文卷焚毁。官库“先劫后焚”，民间积储扫荡殆尽。
此屠城之酷，较同期陷落的蠡县“焚杀甚惨”、望都“全城被屠”尤烈，折射明末华北边患之深重。
行唐陷落，暴露吏治溃烂。无极知县赵之鼎弃城逃遁，后以“弃城致大辟”斩首
冯登獒兼署二县而无力兼顾，灵寿亦自身难保。真定巡按张懋熺奏报称“县无正官，人心慌乱”，崇祯帝虽下诏惩处，然大局已颓。同期，卢象升因误判清军动向（以为岳托部欲西进井陉），驰援不及，十二月竟战死于巨鹿贾庄，真定防务益发崩坏。清军右翼遂乘胜掠灵寿、平山，会师广宗，肆虐直隶。
行唐之惨，非孤立事件。戊寅之变中，清军数次入塞，此次深入两千余里，破城五十余座。高阳城陷时，76岁孙承宗率全家八十余口殉国；赵州、栾城等地皆遭屠戮，真定府“十室九空。明军缺饷少援，如卢象升部“五日不饱”，高起潜竟纵兵掠民充饷。
此役映照明末政治腐败：崇祯帝刚愎多疑，杨嗣昌主政却忌卢象升之功，战后竟议其“才力不支”，赠恤不允。
民生困苦，天灾兵燹交织，华北如行唐者，遂成浩劫缩影。
十月廿二的晨星尚未隐没，赵州城在初冬薄雾中惊醒。卯时正刻，镶红旗精兵如黑潮般涌向西南城墙。
守军百户张勇在箭帘缝隙间窥见寒光——这种由竹篾编织的防御工事高达七尺，本为抵御流矢而设，此刻却成致命盲区。
他嘶吼着下令调转炮口，但四门红夷大炮仍卡在瓮城甬道：三千斤的铁铸巨物深陷泥泞车辙，二十名炮卒肩扛绳索的淤痕在晨霜中蒸腾白气。
城头守备呈现诡异割裂：西北角垛口挤满持鸟铳的乡勇，东南马面却空无一人。知州王端身着獬豸补服奔上敌台，见城墙雉堞间距逾三丈，八百守军如同撒在十丈宽城垣的芝麻。
他突然想起月前呈送真定府的求援文书：“赵州城周九里十三步，垛口二千四百，额兵止五百，请增戍卒......”话音未落，云梯铁钩已扣住西南水门。
辰初，第一缕阳光刺穿箭帘时，镶红旗甲士已凿穿城楼。州衙经历陈广心怀抱儒学印匣冲向明伦堂，被弯刀劈中后颈的瞬间，匣中《赵州志》稿本散落血泊。
在城东库房，守门千总王弘功带十七名亲兵以粮袋筑垒，火绳枪三次齐射后，最后点燃的火药桶将满仓漕米染成赭红色——这解释了为何“库被劫仓粮尚在”。
王端家族的悲剧在二堂院落上演。当清兵踹开穿堂门时，其幼子正将《孝经》塞入妹妹襁褓。后宅古槐下，十七具尸体呈环状倒伏，验尸仵作后来在腿骨间发现碎裂的州印——这位四品文官显然试图毁印殉节。
而州判张国器逃亡路线成为明代基层官场的隐喻：他携驿丞印躲进城隍庙神龛，训导候于衢怀抱儒学印藏身泮池，吏目庞三策竟蜷缩在验尸房的尸床之下。
乡绅的抵抗更显悲怆。原任南阳同知张腆率族中子弟巷战，其青铜腰牌嵌着三枚箭簇；生员刘士福等九十余人聚集文昌阁，以砚台为矢、经册为盾，阁前青石阶的墨痕血渍交融渗透，月余不消。
当幸存者从瓦砾中翻出太平府教天启丙寅科进士授施廉柱的遗体时，发现他手上还紧握一支断笔。
三日后，真定府推官徐楠踏过尚有余温的焦土。他在题本中记录了一个震撼细节：州狱幸存囚犯指认，当夜有蒙面人用狱卒钥匙开锁，二十三名死囚反持枷锁冲击清军侧翼，此即“狱囚有杀死者有放去者”的真相。
城西棺材铺账簿显示，仅十一月就售出薄棺四百三十七具，实际殓尸数不足三成；被掳的绣娘王氏托商队带回血书，记录四千八百名俘虏里，匠户比例高达六成。最锥心的是李氏 ，全族七十三户仅存一下老仆。
这场闪电陷落暴露明末边防的系统性溃烂。兵部档案显示，赵州城墙上次修葺在万历三十七年，箭帘设计沿袭嘉靖朝倭患经验，却对清军改良云梯毫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