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松江府的人口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然而，当今的大明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尽管湖广地区的粮食可以通过高价购买来缓解燃眉之急，太湖周边的粮食也颇为充足，但张好古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
他认为，仅仅依靠高价购买粮食并非长久之计，毕竟北方同样面临着粮食匮乏的困境。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寻找一个稳定的购粮之地。经过深思熟虑，张好古发现了一些潜在的选择，比如日本、安南、吕宋，甚至朝鲜等地都有可能成为购粮的来源。
然而，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眼前——没有足够的船只。这无疑给张好古的计划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即便如此，张好古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决定先从解决人手问题入手。于是，他找来了郑琦。
郑琦，乃是郑和的后人，家族世代以航海为生，对海洋有着深厚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张好古将目光投向了这位航海世家的传人，对他寄予厚望，委以重任，希望他能够招募到优秀的水手和船长，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军，最终打造出一支足以远航的船队。
张好古明白，海上贸易与军事力量是国家强盛的关键。崇祯年间，内忧外患不断，北方有后金虎视眈眈，东南沿海则有倭寇侵扰。张好古认为，唯有重建一支强大的水军，方能保家卫国，同时开拓海外贸易，为国库增收。他力排众议，说服朝廷支持这一计划，并亲自挑选了郑琦作为执行者。
郑琦作为郑和的后人，自幼耳濡目染，对航海与海军建设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深知祖先七下西洋的辉煌历史，也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接到张好古的任命后，郑琦立即着手招募水手和船长。他走遍沿海城镇，挑选经验丰富的渔民和退役水兵，同时招募熟悉西洋航路的船长。他还亲自编写训练手册，将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与当世最新的航海知识相结合，还有张好古也告诉了他一些航海知识，由此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训练计划。
在郑琦的带领下，船队的组建工作进展迅速。他不仅注重水手的体能和航海技能训练，还特别强调纪律与团队协作。每日清晨，水手们都要进行操练，学习使用罗盘、六分仪等航海工具，熟悉海战战术。
张好古还命人修复和建造了一批适合远洋航行的战船，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船队的旗帜上绣着“大明远洋”四个大字，象征着复兴海上霸权的决心。
尽管张好古的远洋计划雄心勃勃，但崇祯年间的时局却不容乐观。朝廷财政拮据，内乱频发，许多人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然而，张好古并未气馁。他相信，只要船队能够成功出海，不仅能震慑外敌，还能通过8贸易带回财富，缓解国家的危机。他常常对水手们说：“我们的祖先曾扬帆远航，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今日，我们也要继承这一使命，为大明再创辉煌。”
这支远洋船队的命运最终如何，未来并不可知。但张好古与郑琦的努力，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敢于梦想，勇于行动。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大明王朝末期一抹亮色，也让后人铭记了郑和家族对航海事业的贡献。
张好古指示郑琦重点招募有远洋经验的船长，尤其是熟悉东南沿海至南洋航线的老舵手。船长需具备至少五年以上的航海资历，能熟练使用罗盘、牵星板等导航工具，并通晓季风规律。
因船队可能需与日本，朝鲜，荷兰、葡萄牙等势力交涉，船上有人需掌握基础日语，朝鲜语，葡萄牙语或荷兰语。郑琦效仿其先祖郑和，招募通晓多语的闽粤商人，如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通事的船员。
船长需通过火器操作测试（如红夷大炮的装填与瞄准），并熟悉接舷战战术。张好古令在宁波和金山卫之间设立演练场，模拟海战场景进行选拔。
派人在漳州月港、泉州等海商聚集地张贴告示，以“月饷二十两，战利品分成”为条件吸引人才。
另外还派人暗中联络受朝廷招安的海盗集团（如刘香旧部），吸纳其经验丰富的船长。通过“以盗制盗”策略，将归顺者编入官方船队并授予官职。
利用郑氏家族在福建沿海的影响力，从石井乡、安海镇等郑和故里招募宗族子弟担任骨干船长，确保忠诚度。
张好古组织了一些老船长编写《针路簿》，详细记录黄海，东海，南海至印度洋的航线、暗礁与补给点，并定期开展航海图推演课程。
协同作战演练
仿照荷兰战列舰编队战术，训练船长掌握“三叠阵”火器齐射与“火船突袭”等战法，每月于金山卫海域进行联合演习。
设立“擒夷赏格”：击沉敌舰一艘赏银百两，生擒荷兰船长者升职。同时严惩违令者，
张好古对于船队配置与分工。提出了分级指挥体系。
大船长统管主力战船，下设副船长管鸟船，哨船长负责侦察。每船配通事、火长、舵工等专职人员，形成完整指挥链。
对于特殊人才任用张好古也做了重要指示。
花重金招募擅长天文导航的伊斯兰学者（如泉州蒲氏后裔）担任导航官，延续郑和时期“阴阳官”制度。
张好古对郑琦的教导可谓是无微不至，他不仅亲自示范，还详细地讲解每一个步骤和要点。对于水军的成立，张好古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他深知这支力量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他频繁地往返于府城和金山卫之间，不辞辛劳地关注着水军的训练情况。然而，府内的政事需要他处理，工厂的各种事务也都找他解决，如今又要兼顾水军的训练，这让张好古感到有些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