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接着又提出御敌方略：“……似宜从新布置，与为更始。或请敕下新放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择地暂安，并颁给新关防，令其一面办理夷务，一面办理团练，调水陆兵勇，预备以待……”这是针对叶名琛被俘，穆克德讷、柏贵等已成为傀儡，所采取的对策。
“香山、东莞、新安三属，民气最强，但得一二好州县暗为布置。许以重赏，令其密相纠约，勿漏风声，飙忽而来，趁夷兵赴省之时，乘虚捣其巢穴，夺其辎重炮械，则逆夷回顾不惶，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挟？亦未尝非制夷之一奇也。”这是袭取香港，声东击西，收复广州之策。
“夷诡谋，动以分犯闽浙、江南、山东相恫喝。似宜预令沿海各省，密陈水陆久战劲勇于内河，相机要击。而天津一处，更须选久经战阵之将，带马步劲旅，先为筹备。天津内河水面窄狭，非夷船之利。诚能制之于陆，一再痛创，亦当不敢妄萌要挟之心。”
制夷宜于内河，宜于陆战，不宜与之角逐海口。这是左宗棠提出的防护沿海各省与天津之策，以及总体抵御列强的战略战术原则。
应该说，左宗棠确实是这个时代的牛逼人物，军事策略还是很有水平的。也难怪后来有“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说。
但是，这样的人物并不懂清廷的政治核心利益，镇压太平军才是清廷的首要任务，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腾出资源来对付列强。
更何况，左宗棠这样受到儒家教育的官员，想的还是“习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那一套，最后还是以功名为人生价值取向，这是时代局限性。
所以，沈云峰宁愿和石达开这样的农民起义将领打交道，也不愿意收编这样的封建官员。
广州陷落之后，《中国时报》连续开展报道，在粤西、广东广西以及东婆罗洲一带投放宣传，让无数广东籍中国人为之愤怒，哀叹中恨国无人可战！
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咸丰，这几期报纸都没有向北方投放。
此时，还不是“丰南号”出手之时，粤西依然保持着原来加紧备战，内紧外松的节奏，大量生产武器弹药这些战争物资，抓紧利用最后的空窗期向各个后勤支撑点运送储存物资。
广州终究不是英法联军的最终目标。当柏贵的傀儡政权开始运行时，英法公使和联军便计划北上了。
广州城陷的消息传至上海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唯恐英法联军对上海用兵，便主动派下属找上海租界英法领事表态：“粤事应归粤办。”
何桂清不但和广东划开界限，更表示这是广东以及京城政府对洋人的战事，不关他们这些和洋人关系好、天天通商，甚至给他们划租界的“开明人”的事，上海有租界，对英法并没有阻拦。
给咸丰帝上报时，何桂清自然不敢用这样的理由避战，于是大谈上海对供应京城粮食的的重要性，以及上海每年所得关税和厘金对清军军费的重要性，事关围剿太平军。
何桂清前期在对太平军作战中也是有过战功，所以拿太平军说事，还是能够打动咸丰的心。
咸丰帝似乎也默认了这一点，谕示“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并且表示“上海华、夷既无嫌隙”，那就“照旧通商”。
福建那边一看上海这边如此“大逆不道”都没事，也不甘人后。闽浙总督王懿德声称，如果洋人军舰前来“窥伺”，他也不打算动武，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洋人守约。
毕竟东南几省是清廷财赋的重要来源，诸如此类为不动武而找的借口，咸丰帝一概默认准许。
于是在以往中国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出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与洋人处于战争状态，而南方数省则与英法和平共处。
上海官员不但与洋人照旧交往、照做生意，甚至将上海港打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北上南下的中转站与补给基地。
沈云峰收到这些情报之后，连连摇头，这些事情以前在历史书里根本没有过这方面的记载，现如今自己穿越了，居然知道了清朝历史上居然能有这么多奇葩的事情。
这大清朝确实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英法联军在正式北上之前，四国公使“先礼后兵”，他们通过江苏巡抚赵德辙通知京城：清朝皇帝需要同意四国公使驻京、增开口岸，洋人可以自由内地游历和赔偿损失等一系列新条款，否则将进军京津，扩大战争。
但此时咸丰皇帝认为京津屯有重兵，对四国的威胁不以为然，全部予以拒绝，这让英法公使有了进一步行动的借口。
1858年4月20日，英法联军的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但咸丰不愿与之开战。
此时，清军主力正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全力对抗太平天国，分身乏术。倘若再与外国动兵，已经因战争舍弃京杭大运河而改走海路北运的江南漕粮也将受此影响。总之，人的脾气再大，也大不过自己的胃。
虽然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咸丰仍不肯向洋人示弱，至少在态度和气势上是这样的。
天朝上国的观念很难让他放下身段——这种“固执”影响了他对整个战争形势的判断与决策。既不愿退让，又拉不下脸，咸丰决定采用一种自视更加稳妥的办法退敌。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共同发出照会，要求清廷派出大员谈判，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
最终决定“为羁縻之计”的咸丰帝，制定了“详尽”的分化四国集团的外交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