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微操大师的乐观不同，延安给赵骥发来了一封亲笔电，对独立师可能会面临的形势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作为一个穿越者，已经预知未来走向的赵骥对延安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是作弊知道答案，延安可是靠真本事来进行战略预判的。
延安认为虽然倭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大势已去，但只要它们的内部权力架构不改变，依然是军队控制国家的话，那已经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就绝不会主动停下来，且大概率会因为赌徒心理而在最后时刻陷入彻底的癫狂，甚至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赵骥本来还因为收复武汉导致中国战场形势和历史上面目全非抱有几分侥幸，觉得说不定倭寇的“大陆交通线”作战会就此夭折，但在看完延安从底层政治逻辑上进行的分析后，那些小小的侥幸心理也就烟消云散了。
事实上，倭寇高层内部的确有即便本岛失陷也要依托中国继续负隅顽抗的策略，这帮输红眼的赌徒很可能会押上比原时空轨迹更大的全部筹码孤掷一注。
延安的担忧来自于独立师所处的位置，在收复武汉以后，独立师完全挡在了倭寇的正面，一旦最终决战到来就会首当其冲、直面兵锋，必须要提前做好迎战准备，并把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到最大。
按照延安的要求，赵骥立即组织边区党委和师党委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传达了延安对未来局势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把全师、全边区军民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自打从四明山转进到大别山以后，屡战屡胜的独立师也渐渐滋生出了一股骄兵之气，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当年游击队时期艰难岁月、直接进入到兵强马壮期的官兵们，多多少少开始有点不把倭寇放在眼里。
有自信是好事，但以自负的心态来迎接最终决战就很可能会出大问题的，在整体实力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万一遭遇一场“青树坪战役”，以独立师目前跟倭寇的力量对比，就算不说产生连锁反应满盘皆输吧，也至少会赔上不少好不容易才攒起来的家当。
赵骥判断倭寇如果来攻，进军路线无非两条，一条就是照搬第一次武汉会战的故计，沿长江水道夹岸而下。
一来走水路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倭寇的水面、空中优势，以彼之长击我之短，而且长江南岸东段的大部分地域眼下还掌握在倭寇手中的。
二来则是攻击豫东，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皖北、豫东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依，上一次豫东战役能打赢更多的是因为遇到了园部和一郎这个“倭岛马谡”，要是对方这次换一个能征惯战之将，再出动绝对优势兵力的话，怕是很难应付。
更恼火的是，倭寇搞不好会两路同时来袭！
延安的预判加上赵骥自己的分析，使得会议的气氛异常沉重，与会众人都收起了轻松的表情转而绷紧了面皮。
“都说说吧，对这一战大家有什么建议？”赵骥抛出问题，在场的诸人却都沉默不语。
还能说什么呢，倭寇要当真倾巢多路来攻的话，别看独立师眼下有三十几万大军，只怕赢面大概占不到几成。
其实赵骥在开会之前已经跟延安进行过了多轮的沟通，延安代表陕北中央给他兜了个底——地有所不争，以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和保全自身力量为主要目的。
赵骥对延安意图的理解是，陕北中央这次并不强求独立师要拒倭寇大军于根据地之外，丢了地盘不算输，上级不会因此怪罪你，但底线是你一定不能兵力折损过大。
延安一直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从长征时他就把人看得比武器、机械更重要，东西没了还能再挣，人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有了领导给自己背书，赵骥的指挥灵活度也就大了起来：“还是我先说吧，豫东方面以游击袭扰为主，那里不是我们的预设决战区域，县城可以让，但是农村地区的敌后战斗必须要坚持到底”。
赵骥说完把目光投向副师长陈光：“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去豫东前线实地指挥作战，但这次没有主力纵队能给，最多能给一到两个独立旅，再加上当地的民兵队和老百姓，不知道谁有信心敢担此重任？”
“我去！”其实不用赵骥眼神示意，陈光自己乃至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独立师的两个正职肯定是不能去非主要战场的，参谋长也是要留在师长身边的，所以去豫东的人选只能在两个副职之间产生。
国军出身的郭勋祺这辈子就没打过游击战，而陈光是我军中知名的游击战专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好，那豫东方面就交给陈副师长了”，赵骥指着地图继续说明战役安排，“倭军占据皖北和豫东后肯定会沿平汉铁路南下，河南段的铁路线可以让出来，但只能到信阳为止，我们必须依托大别山西麓和桐柏山把敌人挡在武汉外围，绝不能让他们直接兵临城下”。
“当主力纵队在这里阻击倭军时，豫东地区要以破坏铁路和袭扰沿途公路补给线为优先作战目的”，赵骥点了点信阳的位置，“我估计倭寇此战会追求速战速决，他们无心也无力彻底清剿广大农村地区，最多只能控制住铁路、公路沿线的城市跟部分关键村镇据点”。
“陈副师长，我们跟倭寇谁能撑得更久可就全看你的了”。
“放心交给我就是了”，陈光对此显得信心十足，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对独立师的战斗力有了一个直观感受，独立旅说是二线补充部队，其实在武器装备方面不比八路军主力部队差，甚至要更好，清一水的德械枪支和迫击炮，只是缺乏实战经验和没有身管火炮而已。
老子当年在山东都能打出梁山战役这样的经典歼灭战，现在还能怕了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