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万元的投资款，在那个工人月薪只有几十元的年代，无异于天文数字。它像一声尖锐的发令枪，将卓越公司这艘小艇推入了波涛汹涌的商海，前方既有巨大的机遇，也暗藏着无数礁石。
沈道庆与江峰的关系已彻底降至冰点。除了不得不进行的工作交接，两人几乎零交流。江峰的话里总带着一根根无形的刺，裹挟着若有若无的讥诮，每一次都戳得沈道庆极不舒服。
最啃噬他内心的，是对徐家汇的愧疚。那个单纯热情、几乎毫无保留信任他的大学同学。他利用徐家的名头和潜在影响力成立了汇庆公司，最终却将这位创始人完全蒙在鼓里，甚至干净利落地将他排除在外。离开S市前来G市创办“卓越”时，沈道庆几经挣扎，最终那份心虚压倒了告别的勇气，他只留下一封语焉不详的信，便不告而别。
时空的距离残忍地将“暂时”拉伸成了“长久”。两人彻底失联。这份愧疚，像一根深扎进肉里的细刺，平日忙碌时无暇顾及，每到夜深人静，便尖锐地发作，隐隐作痛。
而变化最显眼的，莫过于牧青凡。从他成功从省政府那个清水衙门，运作到G市这座炙手可热的开放前沿担任实权副市长开始，他就彻底变了。他变得异常忙碌，语气矜持而疏远，电话里的指示简洁明了，透着不容置疑的距离感。他很少再踏入公司。
沈道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微妙的气场转变。于是，在一次通话中，他率先改了口，将那声熟悉的“凡哥”咽了回去，换上了恭敬而清晰的“牧先生”。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随即传来一声淡然、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回应：“嗯。”地位的落差，就在这一声称呼的改变里，无声却坚实地确立了下来。
卓越贸易公司的白底黑字招牌，挂在一条不算繁华但交通便利的街边，毫不起眼。办公室里，沈道庆刚放下那部老式的拨盘电话，听筒上还残留着他手心的微汗。牧青凡只是简单询问了那批“特种钢材”的销售进度，并淡淡暗示下一批“化工原料”即将到港，让他“做好准备”。
他走到窗边，楼下是G市喧嚣的市井景象，蓬勃的活力几乎要扑面而来。但他的心中，却是一片孤寂而紧张的战场。
公司初创，百事待兴，沈道庆成了光杆司令。他固执地继续雇佣汇庆公司在S市的那个老货车司机——一个沉默憨厚的中年男人。仿佛通过支付这份薪水，就能与过去的某一点维持一丝微弱的联系，稍稍缓解那无时无刻不在的负罪感。司机每次往返于S市和G市之间，都会捎来一些S市的土特产，偶尔也会提及一点徐家的零星消息：“徐老爷子身体似乎不大好了”、“家汇好像被安排进了文化局，日子过得按部就班”……每一次，都让沈道庆心情复杂，嘴里泛起点苦涩滋味。
正是这种近乎被抛弃的孤独感，和身处灰色地带带来的强烈不安，在他心底催生出了深刻的危机感。他感觉自己正独自行走于一根钢丝之上，脚下是万丈深渊。唯一的同伴（牧青凡）身在云端，只能遥远地发出指令；而潜在的对手（江峰）则阴郁地站在对面，随时可能晃动他脚下那根脆弱的绳索。
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也更加精明地为自己打算。过去赚了钱，他会欣喜地给自己添置一块闪亮的上海牌手表，或给家里买一台崭新的飞跃牌缝纫机。但现在，他把几乎所有的额外收入都悄悄存了起来。他特意跑到刚刚恢复营业的G市华侨商店，用兑换券买了一个厚实的、印着外文商标的铁皮糖果盒，将攒下的钱和一些用以抵货款的金银细软锁在里面，深藏在宿舍床板下最隐蔽的角落。这是他为自己秘密打造的“逃生舱”，是对未来不可知风险的一种本能抵御。
灯下，他开始了孤独的进修。不再是大学时代钟爱的诗歌小说，而是《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合同法草案》，甚至托人千方百计从香港带回来的商业传记和经营策略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做笔记，试图从理论和别人的成败里，摸索出一条能让“卓越”走向“正规”的路径。他清楚，只有尽快完成那血腥的原始积累，才能真正洗白上岸，摆脱这种日夜提心吊胆的日子。
在公司管理上，他事必躬亲，如履薄冰。那批由牧青凡通过特殊渠道搞来的建材，利润高达数倍，但数量巨大，销售过程必须万分小心。他严格筛选客户，多是那些急于搞建设、资金充足却又不甚计较货源来路的乡镇企业和个别胆大的国营厂代表。交易尽量现金为主，账目做得简洁而模糊。他不敢雇佣太多人，更不敢让新招来的会计和业务员接触核心机密。所有关键的合同、票据和那本手写的银行存折，他都牢牢锁在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过去他住在公司，是源于创业初期的窘迫；而现在，他依旧睡在办公室隔出的小房间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近乎偏执的警惕。他害怕半夜突然被工商或公安的敲门声惊醒，害怕那些来路惊人的货物会突然引爆。他必须守在这里，像一只惊弓之鸟，竖着耳朵，时刻准备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风暴。
窗外，G市的夜晚灯火渐密，改革开放的暖风正猛烈地吹拂着这片土地，孕育着无数像“卓越”一样在朦胧曙光中摸索前行的公司。沈道庆深吸一口窗外带着咸腥味的海风，他知道，一个伟大的春天正在降临这座城市。
但他的冬天，似乎还远未结束。
计算器屏幕幽幽地亮着，显示着刚刚核算完的销售数据——那批建材，正悄无声息地蜕变成惊人的财富，同时，也堆积着难以预估的、足以将他吞噬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