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晋文化双璧：曲村-天马遗址（西周）与侯马晋国遗址（东周）
山西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黄土高原上分布着众多承载晋文化密码的古遗址。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曲村-天马遗址与侯马晋国遗址分别以西周早期晋国都城和春秋晚期晋国政治中心为核心，构建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兴衰的完整历史图景。这两处遗址不仅是考古学的宝库，更是解读晋文化起源、发展及转型的关键样本。
一、曲村-天马遗址：西周早期晋国的都城密码
地理与发现：晋南盆地的文明起点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与翼城县交界处，地处曲沃盆地北部边缘，遗址范围东西约3.8千米，南北约2.8千米，总面积近11平方千米。
1962年，国家文物局与侯马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
1979年起，为探索早期晋都晋文化，考古团队在此进行了12次发掘，发现遍布的居住遗址、晋国公族墓地和“邦墓”区。
1992-1994年，又5次发掘遗址中部的晋侯墓地，清理8组17座大墓，其中4组10座保存完好。
1996年，该遗址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文化特征：晋侯世系的实物见证
晋侯墓地的完整序列：8组晋侯墓葬年代起自西周昭、穆时期，止于两周之交，连续八代，历时二百余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西周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处。
其中，晋侯稣编钟的16件一套器物上，铸有记录周厉王三十六年（前846年）征伐东夷的三百多字铭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青铜器与玉器的礼制呈现：出土青铜器包括鼎、簋、尊、卣等礼器，许多器物铭文载有晋侯名号，如“晋侯邦父”“晋侯苏”等，直接印证了《史记·晋世家》的记载。
玉器则以戈、璋、璜为主，体现西周早期贵族的佩饰制度。
居住遗址的聚落形态：遗址西部发现大量房址、灰坑和陶窑，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包括绳纹、弦纹，反映西周早期晋国平民的生活方式。
学术价值：晋国早期历史的重构
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将晋国都城的历史从春秋时期的“翼”与“曲沃”上溯至西周早期。
其晋侯墓地的连续性，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宗法制及晋国早期政治结构提供了直接证据。
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将该遗址的分期与测年列为关键课题，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重构了西周列王的年代学框架。
二、侯马晋国遗址：春秋晚期晋国的政治中枢
地理与发现：汾浍流域的都城重构
侯马晋国遗址，又称新田遗址，位于山西省侯马市西北部，汾河萦绕于西北，浍河横贯其南部。
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弟弟叔虞于唐，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
春秋中叶（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至战国早期（前376年）三家分晋为止，新田一直是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1952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侯马调查时发现该遗址；
1956年进行大规模钻探和发掘，发现2组古城遗址；
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文化特征：晋国晚期社会的全景展示
古城遗址的布局规制：遗址分布面积约50余平方千米，囊括平望、牛村、台神、马庄、呈王等古城址，形成“五城连珠”的都城格局。
其中，牛村古城为晋国晚期都城的核心，平面呈方形，城墙夯土版筑，显示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建设。
铸铜遗址的工艺传承：上马墓地附近发现大面积铸铜作坊，出土陶范、熔炉、铜渣等遗物，证明晋国晚期仍保持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
陶范纹饰包括兽面纹、夔龙纹，与曲村-天马遗址的青铜器风格一脉相承。
盟誓遗址的文字实证：1965年，在程王路宗庙建筑基址发现1000余件“侯马盟书”，以朱书玉片为主，内容涉及主盟人“赵孟”与诸侯、卿大夫的盟誓条款，反映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争权的政治生态。
祭祀遗址的宗教实践：庙寝遗址发现大量牺牲骨骸，包括牛、羊、猪等，证明晋国晚期仍遵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
祭祀坑的排列规整，显示宗教仪式的程式化。
学术价值：晋国社会转型的微观模型
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春秋晚期晋国从“霸主”到“三家分晋”的转型过程。
其古城布局、盟誓文书与祭祀实践，为研究晋国晚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提供了实物证据。
尤其是“侯马盟书”的发现，将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从文献记载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场景。
三、两处遗址的共性与区域影响
时间轴线的互补性
曲村-天马遗址代表西周早期晋国的都城阶段，侯马晋国遗址则体现春秋晚期晋国的政治中心地位。
二者共同构建了晋国从立国到衰亡的完整历史链条，填补了晋文化研究的空白。
空间布局的延续性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晋南盆地北部，侯马晋国遗址则位于盆地南部，二者均依托汾河与浍河的交通要道，显示晋国都城选址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策略。
文化传统的传承性
从曲村-天马遗址的西周礼器到侯马晋国遗址的春秋盟书，晋文化的核心要素（如青铜铸造、盟誓制度、祭祀传统）得以延续，证明晋国在两百余年间保持了文化认同的稳定性。
结语：晋文化基因的双螺旋结构
曲村-天马遗址与侯马晋国遗址，如同晋文化的双螺旋结构，分别承载着西周早期与春秋晚期的历史记忆。
前者以晋侯墓地的完整性重构了晋国早期历史，后者以盟誓遗址的实物性揭示了晋国晚期政治生态。
作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代表，这两处遗址不仅是考古学的宝库，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见证。
在未来的保护与研究中，它们将继续为重构晋国史、解读华夏文明提供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