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同计划，驻扎魏国首都平城的阴修中，高阶修士增加了一些。
最主要变化是：过去那套“阴修不干涉凡人”的规矩，尺度放宽了许多。
李鸣波说平城更加鱼龙混杂，就是基于这点。
魏国朝廷实际掌控者冯太后，和孙子皇帝拓跋宏，本来就不是普通凡人。
他们的投胎转世，是大同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受到某些力量暗示、支持，推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以“均田令”破解汉族坞堡宗主强占无主土地现状。
同时，为了界定鲜卑族部落已经兼并的土地、限制他们无限抢夺，冯太后接受散骑常侍、仪曹尚书游明根建议，推出“班禄制”。也就是“公务员受薪制”。
过去，鲜卑族是大可汗+部落可汗（首领）制。
大可汗是最高首领，同时拥有族群中最强大部落。
下面族群分七大次等部落，首领称为小可汗。
各小可汗拥有本部落一切。但必须按一定份额向大可汗缴贡。
大可汗除了收贡，还完全拥有本部落人员、财物支配权。
这种统治关系中，部落内部是家族概念，财物取用是家族管理模式，不存在俸禄概念。
鲜卑族侵入长城以内，魏国建立一百多年后，情形才有所改变。
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国家依然是这样的局面：皇帝以内府名义拥有自己的财产；大臣、将军以八大部落首领身份拥有部分财产；朝廷官员出身于哪方势力，其所有开销由所属部落承担；汉族官员开销由自己所属世家、坞堡承担。
而官员们的收入则是来自四个方面：
1.战争抢掠。
战争频繁，则收获机会多。反之则少。
参战的队伍比不参战的队伍富裕。
败军没有收成，损失自个承受。
2.处理诉讼纠纷。
这是官员捞好处的途径之一。
3.推荐官员，帮助升迁。
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荐，自然有好处费。虽然不一定是当场兑现。
帮助低级官员往上升迁，是高官捞钱的重要路径。
4.收礼。
逢年过节、添丁失口、生日喜宴……乃至马驹下崽，都是收礼机会。
总之，后世反贪清单上的搞钱法，在北魏开国百多年后，仍然是天经地义的合法开源路子。
游明根上书认为：魏国已经是一个国土基本固定，人口稳定增长的农耕国家，过去那种皇帝、贵族部落、汉人世家瓜分天下财产的制度，以及各自增收法子，虽然有利于对外扩张、民族感凝聚，但很不利于国内和平和经济发展。
也就是，财富分配制度严重过时。
他认为，必须严格界定各方势力的财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定税收政策，以税收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
游明根把这种收税支付官员薪水的办法称为“班禄制”。
至于各级官员俸禄如何确定，非常简单，参考南方汉人朝廷，适当提高一些即可。
游明根是北燕广平太守游幼之子。
他年少时得到前雍州刺史、广平侯游雅赏识，获荐为中书学生。自此后一路升迁，直至成为尚书令。
他曾担任鸿胪寺卿，三次出使刘宋国，深受南朝敬重。
他本身出身汉族世家，又多次出使南朝，对汉族朝官制度非常熟悉。
冯太后、皇帝拓跋宏听了游明根的陈述，立即准奏，由皇帝颁发诏书在全国推行“班禄制”。
这个制度对鲜卑部落首领来说，有一项重大改变：今后的战争缴获，不再由部落首领个人支配，而是由国家（朝廷）统一登记造册，朝廷扣取几成后、再按军功分发。
这个法令，大大地动了部落首领的奶酪。
淮南王拓跋他首先跳出来反对。
拓跋他资历非常老。
他的爷爷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其辈分与拓跋宏的曾祖拓跋晃同辈，比冯太后还高一辈。
拓跋他身后站着一批鲜卑贵族。
他在朝堂上放言：君子为国效力，朝廷不能以钱财作诱惑。钱财富余者才有资格为官，财力不够者先去谋生立命再说。
乍听起来，拓跋他的宏论颇具说服力。
其实这里隐藏着两重私心：1.贵族以及少数汉人士族永远垄断朝廷官职。2.国家所有新增财富，永远按过去份额瓜分。
如果魏国只是固步自封，拓跋他的观点也没什么。
但冯太后和孝文帝已接受了“大同计划”，立下了宏愿：要覆灭南朝、统一全国。
不斩灭拓跋他及同伙的想法，那就会严重影响“大同计划”。
于是，在冯太后授意下，中书监高闾出奏：“……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于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
总之，高闾论证后得出结论：实行班禄制，可使君臣一心、百姓富裕、天下太平。
高闾与高允出身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俩都是前司徒崔浩家收留的杰青。
只不过高允是崔浩之父收留，高闾是崔浩亲自收留。
“国史大案”发生时，高闾在中书省任博士，成为皇帝秘书，与高允一起被拓跋焘网开一面、躲过一劫。
另外还有几位鲜卑大臣出列反驳拓跋他的观点。
拓跋他资格再老，在朝堂上的势力怎能比得过冯太后和皇帝？
“班禄制”于是迅速在魏国强力推行下去。
为了加快进度，冯太后采取杀鸡儆猴策略，在地方挑选几个反对新法的刺头出来，砍头立威。
其中来头最大、官职最高的是皇帝拓跋宏的舅舅、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
李洪之和几个小官被杀后，其他反对者立即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