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宋时期平均每年新铸铜钱货币大约在百万贯的规模，巅峰数字出现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适应民间对货币的需求，前宋一年之内铸造了五百万贯的铜钱。
宋仁宗时，朝廷就在益州成都府设交子务，由官方发行纸币交子，但准备金只有发行量的不到30%，超发很严重。到了赵佶时代，这位喜欢改各种名字的皇帝，将交子改为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于是滥发更加严重。
到了王伦取代前宋建立新汉，赵佶留下的诸多烂摊子之一，就是货币的发行问题。
度支司曾经做过统计和估算，前宋时期的民间铜钱、纸币等货币的流通量大约在两亿贯左右，也就是说，单从纸面上的数据，前宋的货币属于超发状态。
但是有趣的来了，理论上前宋发行的货币累积，是足够民间贸易流通使用的，但前宋的钱荒现象却极其严重，导致民间以物易物的情况很是常见。
原因何在呢？在汉军消灭了金国、夺取了被金国抢走的辽国诸多官方文字记录后，度支司发现了诸多内情。
辽国发行的货币极少，国内铸造的货币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使用的主要是宋钱，还有大量五代、唐朝时期的铜钱，大约只占流通量的不到百分之五。
于是前宋铸造的铜钱大量外流，不但辽国，就连西夏、大理、大越李朝甚至日本等周边国家，都纷纷进口大量铜钱。
前宋每年外流的铜钱究竟有多少，官方也无法确定，所以新汉的度支司只能做个估算，至少五分之一的铜钱外流。
不过这个数字在东征军占领了日本九州岛后又做了修定，因为东征军在九州岛发现了一个现象，日本倭人使用的铜钱，高达80%都是前宋流入的。
也就是说，前宋国内货币流通量在两亿贯以上，但外流的铜钱，差不多超过五千万贯，因为岳飞领兵重返西域后，居然在萨末犍城也发现了这里的商人有使用宋钱的习惯。
除了铜钱大量外流，由于前宋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于是财富也高度集中，当初汉军进入江南，打击士绅，发现不少官员士族之家私藏的铜钱等，普遍都在一两百万贯的规模。
所以新汉开国以来，王伦首先发行了洪武通宝，以新钱的方式将大量旧钱、民间私铸铜钱回收重铸，又以宝泉司取代交子务、钱引务，设置钞本，大致以一比一点一的比例，发行了洪武交子。
通过对商业行为、赋税征收的规范，用了十余年时间稳定了国内的两种法定货币的发行量，同时积极引导天下富户投资各类作坊，让民间藏钱尽可能流动起来。
但洪武通宝毕竟仍旧是铜钱，而铜的用处范围广，比如朝廷需要铸铜炮，民间要使用铜镜、铜盆等各种铜质生活用品等，所以王伦迫切想要建立以白银为货币的体系。
以白银为货币的好处在于，银币的适用性比铜钱更加广泛，就好比丝绸之路，虽然西夏商人将前宋发行的铜钱带到了西域，但沿途的贸易仍旧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为主。
这就涉及到各地的货币使用习惯、各国发行货币的方式、铜钱的有限适用等诸多原因了。
东征日本朝廷获得的大量黄金和白银，王伦是打算继续当做洪武交子的钞本，从而继续发行纸币的。
许贯忠话里的意思，其实就是想要从宝泉司那里将交子的发行权拿回到户部，宝泉司属于皇室直属机构，也就是交子的发行量有多少，是王伦这个皇帝说了算。
这就算是皇权与相权的互相拉扯了，王伦自然不可能答应，作为开国皇帝，王伦的声望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无人敢反对，但他的后代子孙呢？能够有这么高的威望，或者足够的手段与文官集团对抗么？
所以王伦需要给后代们留下足够的权力，纸币发行权就是其中之一。
看向了主管度支司的蒋敬，王伦笑着说：“倭银暂不宜动，发兵波斯，可以试着发行国债，蒋敬你来说与众卿听！”
其实国债这东西在华夏并不陌生，因为前宋就有一种类似于国债的事物，那就是度牒。
南北朝时由于常年战乱，佛教大为流行，中原王朝便开始将僧侣度牒纳入朝廷管控，发展到了唐宋，在前宋中期以后，度牒与僧侣就完全脱钩了。
前宋每年都会发行不定量的、不记名的度牒，民间购买者有价购买后，就可以免去部分杂税和徭役，就变为一种免税的凭证，相当于朝廷以未来财税收入的减少，来作为当下融资的交换条件。
前宋的度牒虽然不一定总是有明确的使用期限，但朝廷一般三到五年就会作废一批，然后新发行一批，而且名目众多，由于发行广泛，甚至可以当作货币直接购买商品。
故而度牒就多数掌握在了天下各大寺庙的和尚手中，开封府的大相国寺发行高利贷，基本就是以度牒的方式进行的。
王伦上台后限制佛教，严禁僧侣从事高利贷业务，直接将前宋的度牒制度给作废了，现在他准备将度牒以国债或者说国库券的方式重新推广起来。
前宋的文人士族们耻谈利，官方的理财理论和政策搞得一塌糊涂，然而并不是他们不懂理财，汉武帝时的桑弘羊、唐德宗时的杨炎这些理财家们的手段，他们是相当清楚的。
但是为国家敛财和为自己敛财那可是两码事，结果就是前宋的和尚群体们，甚至比朝廷许多官员都更加清楚经济的各种市场行为。
就好比户部主持推行的银行系统皇家钱庄，收纳民间余钱为存款并支付利息，在前宋就已经出现了。诸如大相国寺这样的天下有名的大寺庙，差不多都有长生库，属于完完全全的私人银行。
王伦上台后，朝廷最大的变化，就是官员们敢于谈利了，没人敢再用“朝廷与民争利”为大义，妄图将本该属于朝廷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因为王伦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皇帝。
蒋敬以前宋度牒为例，将本朝国债事务讲解了一番后，这件事大致上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