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保障的相关事项，朱载坖都是放权给太子施行的，一来是这是在太子积累政治资本的事情，二来就是之前也有成法，只要能够按照前代的旧制建立起来相关的制度，加以施行即可，朱载坖在这些事情上并不担心，这是收买人心，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只要能够将朝廷的钱粮用到实处，百姓自然会有所感恩的。
所以朱载坖一再提醒太子，重要的不是制定多少则例，而是要将这些事情落实，尤其是朝廷的钱粮，只要能够有七分用到这些贫苦百姓上，对于朝廷来说就是极大的仁政了，所以重要的是监察落实，除此之外就是要建立物价调控体制，加强朝廷对于经济的控制。
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大明的各种灾荒之中，往往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只要一旦发生灾荒，这些掌握粮食等物资的商人就会囤积居奇，想方设法的涨价，以获取最大的利益，这点是肯定的，而之前大明朝廷自身的仓储不足，再加上对于这些商人的管束不够，地方官吏甚至和这些商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坑害百姓，压榨他们的钱财。
这是朱载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朱载坖认为要制定合理的政策，保证朝廷对于物价的控制，扩大物资储备和物价调控，防止出现物价暴涨损害民生的事情。
之前朱载坖就在大明恢复了常平仓制度，现在各地的常平仓也有建立了起来，但是用常平仓调控物价的相关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朱载坖以特旨的形式在南方的一些物价腾贵的城市实施了动支常平仓以平抑物价的措施，但是对于怎么样动支常平仓以平抑物价，还有对于囤积居奇的商人进行打击等的相关规定，尚且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朱载坖于是命令翰林院律例馆在大明律和大明律例集结的修订中增加相关的条款，同时最近朝廷的主要事务就是针对于经济的问题，不光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就是经济的管理问题，之前朝廷对于经济的所谓管理其实就是两个字，也就是所谓的理财，朝廷对于经济的管理，也基本上就是围绕了理财才进行的，朝廷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之前这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从嘉靖以来，朝廷入不敷出，财政成为大明君臣最担忧的事情，所以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围绕着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而实施的。
现在朝廷的财政已经相对健康了，不管是太仓还是内承运库，库藏储备也是很丰富的，但是朱载坖认为，要改变朝廷的管理思路，从之注重财政收入的增加，到对于经济的进行控制，同时加强对于这些商人的管理上来。
为此，朱载坖召见了内阁和部院大臣，商量修改商律的相关内容，大明这二十多年，确实是取得了不俗的发展，但是现在工商业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商贾势力的坐大，现在这些商人所拥有的资本是极为巨大的，这点朱载坖和重臣们都很清楚。
商人重利，为了追求利益，他们是什么都干的出来的，他们不关心是否会激起民变，所以朱载坖认为，必须要对这些商人加以管理，加强朝廷对于经济的管理，朱载坖认为，首先就是要制定法度，大明律虽然有商律，但是那是大明初年所制定的了，现在确实是已经不太能够适应时代了，要重新制定商律，严格限制这些商人为非作歹，同时给朝廷以法律依据惩办这些商人。
第二就是以物价控制和物资禁榷作为抓手，建立起对于经济的管理机制在，在虞部下设常平总署，专门负责物价和禁榷事宜，在各布政使司下设常平盐茶公事司，专门负责物价和禁榷事宜，对于百姓的各种基本物资，都实施价格管控，防止这些奸商肆意涨价，同时常平仓也要增加储备，以调节粮价、赈灾备荒保证百姓的生计，维护大明的稳定。
同时以前宋旧制，各州县在正常时节，按月奏报各种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汇总到布政使司常平盐茶公事司，由布政使司常平盐茶公事司向虞部常平总署奏报，然后在内阁汇总，以便朝廷掌握各地的物价资料，而在物价发生大幅度波动或者是灾荒时节，则随时向朝廷奏报，以便朝廷了解相关情况。
同时制定常平则例，严格常平仓的收储和放出规则，动支常平仓的条件等，朝廷以年为单位，在每年年初由户部和虞部颁布基本生活物资的限价，各省直根据本省直的情况可以在朝廷限价之下制定本省直的限价，凡是无故涨价的，地方官府可以予以惩治。
同时将常平仓的管理权力从司农院转移到地方来，主要由各省直布政使司常平盐茶公事司负责管理，司农院、巡按御史、监仓御史等负责监察，按照常平则例，收储和放出物资，平抑物价，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同时对于各地百姓雇工的工资问题，朝廷也要予以关注。
现在工商业发展之后，种种弊端也开始产生了，工场主们总是希望能够压低工价，提高产品价格，但是百姓们以来工价维生，这点是很重要的，之前苏州府就做得很好。
苏州府之前就因为工场主工价太低，直接导致机工罢工，在官府的组织下，商定价格和给付工价的方式，规定：“各匠常例酒资，纱机每只常例，给发机匠酒资一钱，二月朔日给付四分，三月朔日给付三分，清明给付三分，三次分给，共足一钱之数。缎机每只常例，亦给付机匠酒资一钱，六月朔日给付四分，七月朔日给付三分，中秋给付三分，三次分给，共足一钱之数。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铺匠相安。详请饬令，各相遵守。”